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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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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反复阐说自己撰述《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

从中不难看出，他极不满意那种“流于异端，莫切根要”

的地理之学，强调地理之学应着重研究“丘壤山川，攻守利害”

，以便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服务。

如果以李吉甫的这个撰述思想，跟明末清初顾炎武、顾祖禹关于地理之学的思想做一比较的话，似可找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李吉甫曾撰《元和国计簿》，以“审户口之丰耗”

；撰此书，以“辨州域之疆理”

，其远叙先秦时期，近及贞元年间，距成书仅二三十年[17]。

这种在撰述内容上论及当代的做法，跟杜佑的《通典》颇有共同之处。

元和十年（815年），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安为太子属官，其间，他给元稹写了一封信，讨论诗歌的创作目的和社会作用。

信中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18]

这就是说，诗文的创作，应当密切结合当时的“时”

“事”

。

有这种认识的人，又岂止一个白居易。

总的来看，中唐史学之趋向于重视经世作用，并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现象。

一方面，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它要求史学家把从现实去考察历史与从历史来观察现实结合起来，即把现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起点和归宿。

另一方面，经世思想在当时已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学术文化的潮流；《通典》是这个潮流的产物，又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故而“大为士君子所称”

[19]。

二、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

在西汉皇朝盛世，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然而，自东汉班固撰《汉书》，改通史为断代，此后数百年间，通史撰述甚为寥落，而断代为史则风靡一时。

南北朝时，梁武帝曾命史学家吴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晖也曾召集史学家崔鸿等撰《科录》270卷，这两部书都是通史，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

隋末，陆从典试图“续司马迁《史记》，讫于隋”

[20]，但他并未实现这个著述计划。

这表明，从南北朝至隋，一些政治家、史学家，还是希望在撰述通史方面能够获得新的成就。

盛唐史学家中，不少人有通变的历史思想。

《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

，就是这种历史思想的反映。

李延寿撰《南史》《北史》180卷，“以拟司马迁《史记》”

[21]。

睿宗、玄宗时人韩琬曾撰《续史记》130卷[22]，可惜其书已佚。

而萧颖士则“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为传百篇”

[23]。

这是分别采用纪传体和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前者尊《史记》，后者崇《春秋》。

萧颖士的编年体通史不曾流传下来，所以他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被人们记载在中国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