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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5页）

其实，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前，萧颖士的上述撰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应被忽略的。

中国史学上的通史撰述工作，至中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成为这个时期史学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

概括地说，这时期的通史撰述的新成就有三个特点：一是体裁丰富，二是产生了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开拓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这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之重大意义的成就。

为便于浏览，兹将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列表如下：

据上表，只有姚康是中、晚唐之际的人，其所撰《统史》成书于晚唐外，其余撰者都是中唐时人，所撰各书，多成于德宗、宪宗两朝。

这些书，除《建康实录》是贯通六朝历史的著作外，其余诸史多是贯穿古今的通史。

如韩潭的《统载》，“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

[24]。

如杜佑的《通典》，分为9门，“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

[25]。

如高峻《高氏小史》，“一以《太史公书》为准”

[26]，钞节历代史而成，间或也有创作，下限至于唐德宗、顺宗时期。

再如姚康《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

[27]。

以上四书，分别为传记体、典制体、纪传体、编年体，它们的共同特点则都是通史。

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里，能够在通史撰述方面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这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发展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一史学现象呢？

第一，这是时代的要求。

隋唐统一的政治局面，赋予史学家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

然而，由于政治形势的不同，盛唐史家和中唐史家在具体任务上和实际感受上也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盛唐时期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从撰写前朝历史中总结历史经验，为巩固本朝的统治服务。

这一点，从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的修前代史建议，以及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中，看得十分清楚。

当时政治向史学提出的任务，可以用令狐德棻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

[28]中唐时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前代史的修撰任务早已完成，政治形势的变化向史学家提出新的要求。

这个新的要求，一是要“经世”

，二是要“通识”

。

所谓“经世”

，从上文所引李翰《〈通典〉序》可知其主旨在“经邦”

“致用”

。

所谓“通识”

，诚如白居易所说：“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

历代以来，甚难其选。

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

[29]这里明确地提出了“通识”

的要求。

而唐宪宗时的史官李翱说的“夫通前古治乱安危之大本者，实史臣之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