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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10页）

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46]

这里说的“心”

与“迹”

、“适”

与“同”

，意为重在实质、不在形式，重在变化、不在雷同；作者不认为有固定不变的体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评判“良史”

的标准时，强调了“是非与众人同辨”

，这同上面所引李翱说的“天下公是公非”

几乎是同一个口气，可见此种意识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的末尾写道：

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

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

连同上文来看，这是进一步讲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这里提到的“体裁”

“是非”

“文”

“直”

，讲的是史学继承的内容和标准，如能真正做到这些，且又充分体现“时之所宜、才之所长”

，就可达到创新，就可成为良史。

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模仿古代史家，那只能说是“好古”

，与继承和创新无涉，更谈不上成为“良史”

了。

上面所举的这几篇史论，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中唐史家之自觉意识的增强。

当然，其中有的史论并非出于史学家之手，但作为一种倾向，它们都是当时的史学思潮的反映，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中唐史学发展的这几种趋势，在唐代史学上以至在中国古代史学上都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或表现在社会实践方面，或表现在历史编纂方面，或表现在史学思想方面，显示出上与盛唐史学、下与晚唐史学所不同的特点。

[1]原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2]《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左传》隐公六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51页。

[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5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6]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7]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360页。

[8]唐太宗：《修〈晋书〉诏》，见宋敏求等：《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9]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0]司马迁：《报任安书》，见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1]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见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