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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第8页）

史载：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十一月，“太子詹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

又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

[37]。

《统史》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编年体通史，不仅是晚唐时期的编年体撰述的代表作，也是北宋以前重要的编年体通史著作。

《唐会要》记其内容与上文大同小异而稍详，说：其书“自开辟至隋末，编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行于时者必载，于时政盐铁，筦榷和籴，赈贷钱陌，兵数虚实，贮粮，用兵利害，边事戎狄，无不备载，下至释道烧炼，妄求无验，皆叙之矣”

[38]。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像《统史》这样部帙宏大、内容丰富的编年体通史，以前还不曾有过；同时，它跟纪传体通史《史记》、典制体通史《通典》在体裁上虽不一样，但它却在内容上总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佛道等这些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

从上述两方面来看，《统史》实为当时编年体通史撰述上的一个重大成就。

晚唐时期的编年史著作，还有焦璐撰《唐朝年代记》10卷、公沙仲穆撰《大和野史》10卷等[39]，文献不足，难以详说。

综上，大致可以看出，晚唐时期的编年史撰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于中唐编年史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带有鲜明的时代感。

对于中唐编年体史书的继承和发展，表现在以下几点：中唐时期，韦述撰有《唐春秋》30卷、陆长源撰有《唐春秋》60卷[40]，晚唐则有王彦威《唐典》70卷、陈岳《唐统纪》100卷，这都是关于有唐一代的编年体史书。

中唐有柳芳撰《唐历》40卷，晚唐则有陆龟从等撰《续唐历》30卷，这是在史书断限上的衔接。

中唐有马总撰编年体通史《通历》10卷，晚唐则有姚康《统史》300卷的巨制。

这都反映了晚唐编年体史书对中唐的继承和发展。

晚唐编年体史书的时代感反映在：《统史》虽下限止于隋末，但其载“释道烧炼，妄求无验”

等事，当是受到武宗灭佛的影响；凌璠《唐录政要》记宣、懿、僖、昭四朝事，显示出作者着眼于当前历史动向的兴趣。

四、民族史撰述的增多

唐代史家历来重视民族史的撰述，盛唐和中唐都有一些这方面的著作。

晚唐时期，这方面的著作有所增多，虽然这些著作部帙并不是很大，但却是这时期史学家、政治家重视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撰述的表现。

晚唐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著作，从内容上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

的关系史，一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

前一类著作，有李德裕的《异域归忠传》、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等；后一类著作数量很多，方面也宽，而以关于云南地区社会历史的撰述最为突出，主要有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窦滂的《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徐云虔的《南诏录》、卢携的《云南事状》、达奚洪（或作宏、通）的《云南风俗录》、樊绰的《蛮书》（一作《云南志》）等。

这些书，大多撰于武宗至僖宗年间。

李德裕在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撰《异域归忠传》2卷[41]，他在这书的序中讲到了撰述的起因和书的内容：

今圣主以嗢没斯忠，爰采武功贞烈之事，以为《归忠传》，则圣人善诱之道，又何以加于此乎！

乃集秦汉以来至圣朝，去绝域归中国、以名节自著功业保忠者三十人，勒成上下两卷。

其不自献款、无迹可称者，今并不载。

[42]

李德裕写这书，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所谓宣扬“圣人善诱之道”

，但毕竟是民族关系史发展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这书包含的30个人，上起秦汉，下至唐朝，即是从秦汉统一封建皇朝讲起直至本朝为止的一部中原皇朝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

类似这种性质和形式的著作，以前还很少见，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

高少逸撰《四夷朝贡录》10卷[43]，也在会昌年间，而且是在李德裕的指示下进行的。

关于这部书的内容，陈振孙记载说：“会昌中，宰相李德裕以黠戛斯朝贡，莫知其国本源，诏为此书，凡二百十一国，本二十卷，合之为十卷”

。

[44]高少逸，生平事迹见两《唐书·高元裕传》附传。

史称其在会昌年间“为给事中，多所封奏”

[45]，可见他是一个有政治见解的人。

宣宗时，他官至工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