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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第9页）

高少逸撰这部书，说明他对民族事务的熟悉和在民族关系史上具有相当的知识，也反映出他跟李德裕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共同见解。

晚唐时期，吐蕃、南诏与唐皇朝的关系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盛唐和中唐时期，唐朝民族关系的焦点是在北方和西北方的话，那么这时期民族关系的焦点则转到西南方了。

而有关南诏的事务始终受到重视，所以关于云南的著作也就显得更多一些。

如撰《云南行记》（2卷）的韦齐休，就是在穆宗长庆三年（823年）随韦审规使云南，“记其往来道里及其见闻”

而撰成是书的[46]。

撰《云南别录》（1卷）和《云南行记》（1卷）的窦滂，是懿宗朝一个与南诏屡战不胜的将领[47]。

《蛮书》（10卷）作者樊绰，懿宗咸通初年为安南经略使（一说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也是对云南进行了十分认真的考察，并继承前人的有关资料，才写出这部著作的[48]。

撰《南诏录》（3卷）的徐云虔是僖宗时人，他在任岭南节度使巡官时，于乾符五年（878年）为邕州节度使辛谠所遣，“通和”

南诏，“叙好而还，进《南诏录》三卷”

[49]。

此书“上卷记山川风俗，后二卷纪行及使事”

[50]，等等。

可惜这些著作自南宋以后大多佚失，幸存至今的只有樊绰《蛮书》一种。

晚唐时期的民族史撰述，是盛唐以来民族史撰述的继续，是唐代民族关系历史画卷的一部分。

从历史上看，有唐一代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撰述[55]，可以认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关系发展在史学上的总结。

从政治上看，它们又是当时唐皇朝统治集团的一种现实的需要。

这两重意义，在晚唐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撰述中同样有明显的反映，前者如《异域归忠传》《四夷朝贡录》，后者如上文所举的一系列有关云南史地的撰述。

从史学上看，唐代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也有两点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是形成了一种重视民族史撰述的传统，几乎历朝都有人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或著述，如关于云南史地的著作，自德宗朝袁滋撰《云南记》以后，此类著作几乎历朝都有。

二是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历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对推动后来史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以晚唐这方面的著述而论，据前人考订，《新唐书·南蛮传》《资治通鉴》所载南诏事，多据《蛮书》[56]，而韦齐休《云南行记》则为《太平御览》多次征引，向达《蛮书校注》附录所载辑佚20余条即其佚文[57]。

本文对于晚唐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有关撰述的讨论，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作为晚唐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还有不少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

五、历史笔记的勃兴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他说的“偏记小说”

，包含十项，其中“小录”

“逸事”

“琐言”

“别传”

“杂记”

等，似属于历史琐闻笔记一类的作品。

这类作品，是从秦汉以来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故刘知幾说是“其所由来尚矣”

。

至于说它们“能与正史参行”

，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补充正史，二是从表现形式上看可以丰富史书的体裁。

刘知幾的高明处，是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类作品在史学发展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今天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应当比刘知幾看得更深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