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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1页）

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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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1]

一、问题的提出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古代史学也是在矛盾中发展的。

从史学本身的属性和要求来看，这个矛盾最集中的表现，是直书与曲笔的矛盾。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著《史通》，有“直书”

与“曲笔”

的专篇，可以说是对于这个矛盾的揭示和概括。

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激励着那些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追求，迸发出许多真知灼见，把史学思想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唐代因正式设立史馆，其成为皇家的专职修史机构，往往也成为直书与曲笔的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

《唐会要》中关于“史馆”

有专卷记载，其中包含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诸细目[2]。

近来重读“史馆杂录”

，对于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的矛盾、斗争似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深感唐代史家对于良史的信念和对于信史的追求从未中断，他们的这种精神永远不会泯灭而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

二、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史馆杂录”

所载有关修史诸事，都与史馆有关，也就是与官修史书相联系。

唐初设立史馆，以其做为国家的修史机构[3]。

这一重大措施，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其历史功绩在于：

第一，提高了修史效率，发挥了史家群体的修史作用。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命史馆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

全部告竣。

对此，唐太宗十分满意，他奖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4]

显然，若非皇家出面，以史馆为基础，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这是做不到的。

唐太宗晚年诏命重修《晋书》[5]，史馆汇聚了众多人才，以两年多的时间，新修《晋书》面世，也说明了史馆修史的成效之高[6]。

此外，史馆的设立，也为在史馆修史的史家提供了历史文献方面的便利，使其得以在公事之余浏览文献，完成自己的私人撰述。

如李延寿撰写的《南史》《北史》，即属于此种情况[7]。

后来《南史》《北史》得到皇家认可，唐高宗还为之作序（序文已佚），故也列为“正史”

，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互为参照，相得益彰。

与此同时，《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也撰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