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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2页）

唐初先后修成八部正史，成为中国古代官修前朝史“空前绝后”

的盛举，在中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皇家设馆修史，为撰写本朝史提供了保障。

以唐代而论，历朝实录的撰写连续不断，保存了重要的原始资料[8]，只是到了唐末，社会动**，有几朝实录未曾属稿。

实录的撰修是撰写“国史”

的基础。

史家徐坚、刘知幾、吴兢、韦述等都参与过国史的修撰。

至韦述时，国史已写成113卷[9]。

唐代官修的实录和国史，为后人撰写唐史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五代后晋时，在分裂、短暂的时期，史家们仍能写出《唐书》（即后人所称《旧唐书》），正是源于这种积累中的提炼。

第三，唐代设馆修史，历代相沿，成为定制，从而展现出了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宏伟历史画卷。

今存“二十四史”

，构成了这个宏伟历史画卷的主体。

其间，元代后期撰修宋、辽、金三史的史学活动，如同唐初撰修前朝史一样，也显示出最高统治集团的雅量和器识。

中国官修史书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这里说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当然，中国古代官修史书，也存在一些弊端。

这种弊端，从刘知幾在唐中宗时给监修国史萧至忠的上书中有集中的反映。

他写道：知幾“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

他说的“五故”

是：第一，群体修史，各人自我称许，意见难得一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

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

。

第二，资料不完备，具体表现是：“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县，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

第三，权门、贵族干预修史，“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不栖毫，而缙绅咸诵”

，撰史之人“能无畏乎”

！

第四，多人“监修”

，意见不一，“十羊九牧，其命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

？故修史者无所适从。

第五，事关体裁、体例，如史书断限、史事取舍、叙述丰约、如何分工等，无人过问、“指授”

，无所“遵奉”

，以致“坐变炎凉，徒延岁月”

。

[10]刘知幾所反映的史馆修史的情况，主要出现于武则天当政时期。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史馆修史状况并非如此，即使出现过某种弊端，也不像刘知幾所说的那样严重。

尽管如此，刘知幾所指出的史馆修史的种种弊端，并非偶然现象，而且有的弊端是十分严重的，此其一。

其二，史馆修史存在的弊端，实际上刘知幾所言还不能完全概括，比如行状所记是否可以凭信？大臣密疏是否可以入史？等等。

这些具体问题，并不是刘知幾都可能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