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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政治（第2页）

[4]

这篇序文洋溢着吴兢对唐太宗时期的政治的仰慕之情。

他认为，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

的风范、“典谟谏奏”

的治理，均可“弘阐大猷，增崇至道”

，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

的作用，既使历史生光，又可启迪现实。

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写这书的政治寄托阐说得更加明确，即希望唐玄宗“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显然，在吴兢看来，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他甚至感到了一种衰颓的趋势和潜在的危机；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

如果说吴兢在开始编《贞观政要》的时候，主要还是出于对“贞观之治”

的向往和钦慕的话，那么当他完成该书而作序、上表的时候，他的思想倾向已经转到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忧虑了。

可以认为，《贞观政要》一书，不仅反映了“良足可观”

的“贞观之治”

，而且还使人们触摸到开元、天宝之际的政治的脉搏。

它从为君之道讲到善始慎终，每篇各有主题，但篇篇着眼于政治，从而把一个史学家的政治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史学发展史上，以往也有史家在史学工作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政治热情，司马迁和班固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

跟班固相比，唐代史家有两点不同。

第一，他们明确地承认唐皇朝“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

，不像班固那样不承认秦、项的存在而反复申言“汉承尧运”

。

在是否承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个问题上，唐代史家显示出了更加客观的历史见识和更加豁达的政治度量。

第二，他们更鲜明地表现出向前看的自信心，认为唐太宗时的“政化”

是“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足可作为现实政治的楷模，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已不像班固那样热烈歌颂了。

在是否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这个问题上，唐代史家确有超过前人的地方。

跟司马迁《史记》相比，唐代史家的不少历史撰述在本朝就发挥出了社会作用，不像《史记》那样不被统治者所重视，甚至还被诬为“谤书”

。

唐代史家在史学工作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情怀，在唐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

撰成，房玄龄、魏徵等“诣阙上之”

。

唐太宗十分高兴。

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5]这显然是受了《隋书》史论中以秦、隋相较总结历史经验的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