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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政治（第3页）

从唐太宗的政治实践来看，他的这些话并非虚言饰词。

甚至可以说，他愈是接近晚年，愈是重视史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

在封建帝王中，像他这样把政治器局同历史见识紧密结合起来的人，是不多见的。

唐宣宗李忱是晚唐时期较有作为的一个君主，史家称他统治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

[6]。

这或许有溢美的成分，不过唐宣宗的确是很重视《贞观政要》这部书的，他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7]。

他是把它作为座右铭和教科书来看待的，这跟他的政治统治不能没有一定的联系。

《贞观政要》这部书对后世的影响，一直是很大的。

唐代史家推重秉笔直书，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专篇，张大、弘扬直书精神。

这首先是为了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以求得存信史。

吴兢参与重修《则天实录》，涉及宰相张说曾诬证魏元忠“谋反”

事，张说屡请更改数字。

吴兢拒绝说：“徇公之情，何名实录？”

[8]他终于没有修改这事。

晚唐史官魏謩说过这样的话：“善恶不直，非史也。

遗后代，何以取信？”

[9]求实、取信，是历史撰述的最根本的原则，唐代大多数史家是恪守这个原则的。

同时，“直书”

也还有政治上的考虑。

唐太宗问史官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者耶？”

褚遂良认真地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

[10]史官杜正伦也向唐太宗说过这样的话：“君举必书，言存左史。

臣职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

[11]另一位史官刘允济自白：“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

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

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

[12]关于班、陈的说法，只是传闻，但刘允济为史之志的境界诚然是可贵的。

这些，都反映出史家关于“直书”

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政治色彩。

从这里也可看出，对于好的史家来说，秉笔直书和政治情怀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

二、史学和经世致用

史学家的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

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作《春秋》，就有自觉的社会目的；章学诚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也是从孔子作《春秋》讲起。

司马迁重视“述往事，思来者”

，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对于现实社会的精辟见解。

在他以下，史家或史学批评家看待史学的社会作用，多强调鉴戒、惩劝，也有讲有益“风化”

和“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