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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政治（第12页）

这些，都反映了史家们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

在这方面，大史学家杜佑在《通典·边防》序中所阐述的思想，具有更高一层的理论价值。

他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华夏跟夷狄的关系。

一是华夏、夷狄本无根本的差别，夷狄的“鄙风弊俗”

，华夏原先也是有的，即所谓“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

二是华夏、夷狄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致前者“随时拯弊”

，后者“莫革旧风”

，才出现了发展程度上的种种差别。

这两点，反映出来史家的历史进化思想，以及在当时所达到的最为正确的民族理论。

杜佑仅仅从地理环境的因素来解释华夏、夷狄在发展上出现的差别，显然是不全面的。

但他的这个理论上的认识，对于江统《徙戎论》所散布的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的种种偏见，是有力的批驳，是历史思想上的重大进步。

唐代史家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这些认识，是隋唐时期思想领域中“天下大同”

“天下一家”

观念在历史理论上的具体反映，它同当时的统一政治局面有关，又进而影响着这一政治局面的发展。

看到唐初多民族相聚的局面，唐高祖很自豪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太宗晚年总结政治经验，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49]，看作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这实际上也是唐初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它的思想基础是不能脱离当时史家所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的。

中唐时期的不少文武重臣如郭子仪、杜佑、李德裕等，也都是这项基本国策的执行者和解释者，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史学对于重大政治决策所起的作用，有的是直接的、明显的，有的是间接的、不明显的，都显示出史学对于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成为促进历史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

[1]原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3]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8页。

[4]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5页。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54页。

[8]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9页。

[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魏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69页。

[10]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30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2页。

[12]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

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0页。

[1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14]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3页。

[15]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16]姚铉：《唐文粹》卷八十二《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明嘉靖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