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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政治（第11页）

，一直说到里胥、县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天子各级统治者的出现。

柳宗元认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封建”

出现的过程，跟所谓“圣人之意”

是没有关系的。

《封建论》还提出“势”

这个历史范畴来与“圣人之意”

相对立，这是它的理论价值的又一个方面。

他反复论证，殷周时代实行分封制带有必然的趋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

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

这样，自秦而下，废分封、设郡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不可变也固矣”

，不能看作是违背了“圣人”

的意愿[45]。

柳宗元的这篇著名的史论，接近了把历史进程看作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之认识的边缘，从而达到了当时历史思想领域里的最高成就。

而《封建论》在当时的政治意义，是为唐宪宗等人对藩镇割据势力进行斗争提供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也是在这方面对割据势力的有力的驳斥。

宋人苏轼认为：关于“封建”

的讨论，说者甚多，“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46]。

这足以说明《封建论》在历史理论和政治影响方面的作用。

从民族关系来看，隋唐皇朝的统一政治局面，是魏晋南北朝民族斗争、迁移、融合的结果。

历史发展的这一趋势深刻地启发着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不断产生出新的认识；这一种认识又反作用于当时的现实，从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

这也是唐代史学关系到政治决策的一个方面。

早在隋唐之际，史家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已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的修史情况，打算“编年以备南北”

[47]，在历史编纂上对南北关系和民族关系作比较合理的处置。

他的这个主张，后来由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而得以实现。

唐高祖时，初议修前朝诸史，对于汉族统治者和鲜卑族统治者建立的皇朝，是作同样看待的。

唐修《晋书》，对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并不赞赏，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

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

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

[48]这实际上是不同意把西晋的灭亡，归咎于“戎狄”

的说法。

《晋书·载记》记十六国事，对各族仍不免有微词，但也并非一概骂倒，有的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

《隋书·经籍志》史部以“霸史”

类著录十六国史著，列于正史、古史、杂史三类之后，起居注类之前，并对它们所记有关十六国史事给予相当好的评价。

刘知幾《史通·称谓》篇也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他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