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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政治（第7页）

[22]。

关于人才问题，杜佑认为“官政”

于“国本”

关系极大，主张以教育促进人才的成长和素质的提高；他不赞成以言取士，提出了包括选拔、奖惩、考课、升黜等各种程序在内的综合的人才管理办法[23]。

关于吏治问题，杜佑主张省吏员，用有才，认为历史上“约人定员，吏无虚设”

的办法是正确的，应坚决实行“并省官吏”

的措施，起用“有才者”

，沙汰“不才者”

[24]。

关于法制问题，杜佑认为，对于刑罚的“善用”

与“不善用”

，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治”

与“乱”

。

所谓“善用”

，关键“在乎无私绝滥，不在乎宽之与峻”

。

他还认为法律不可随意解释，并须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应“斟酌以意，变更屡作”

[25]。

关于军事问题，杜佑强调国家在军事上应保持“强干弱枝之势”

，这是安史之乱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之一[26]。

《通典·兵典》阐述了杜佑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孙子兵法》有许多精彩的发挥。

杜佑言兵，是当时形势的需要。

关于民族问题，杜佑提出了“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的论点[27]，甚至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

[28]。

他不赞成对周边少数民族滥施兵革，提出“来则御之，去则备之”

的方针。

这些问题，都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唐以后唐皇朝统治集团面临的迫切问题。

杜佑把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和可行的主张。

可以这样说，《通典》全书都贯串着他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的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

《通典》不仅在当时“大传于时”

，“大为士君子所称”

，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它的经世致用之旨，也受到后世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推崇。

朱熹指出：“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

[29]。

清帝乾隆《重刻通典序》说：“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30]清四库馆臣称《通典》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