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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政治（第8页）

[31]。

清人将《通典》列于“政书”

类，应当说是符合杜佑的撰述主旨的，其中也包含着他们关于史学与政治之密切联系的思想。

三、史学和政治决策

唐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看，其重要性莫过于影响到政治决策。

这种影响，大量的是通过思想领域实现的。

这对唐皇朝的巩固、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继隋而起，就像汉朝承秦而兴一样。

隋唐皇朝是秦汉皇朝之后又一次两个蝉联的统一政权，其中得失存亡之故，颇有相似之处。

唐初史家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极有参考价值的认识。

贞观十年（636年）成书的“五代史”

中的《隋书》，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

魏徵撰写的《隋书》史论，是这些认识中最有见地的。

《隋书》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很多，大要说来，一是关于得失存亡之辨，二是关于教化和用人。

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个问题，犹如西汉初年陆贾撰《新语》一样，是《隋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隋之得失存亡，本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

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32]这是《隋书》对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最重要的概括。

对于这个问题，《隋书》史论首先是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的，认为隋朝的“衰怠”

“乱亡”

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33]，它起于文帝而“成于炀帝”

。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

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炀帝统治时，“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

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34]。

这些认识触及了隋朝灭亡的一些根本问题。

其次，《隋书》史论分析了文帝、炀帝在政治举措上出发点的不同，阐述了“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

的原因[35]，指出隋文帝在统一南北的战争中，对人民的“动”

是为了使其“安”

，对人民的“劳”

是为了使其“逸”

，故能以致兴；而隋炀帝“肆其**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

，故必然致亡。

这是说到了人心之向背，决定了隋朝的兴亡。

魏徵的这个认识是带有一贯性的，他曾多次引用《荀子·王制》篇上的话劝告唐太宗：“君，舟也；人，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36]后来唐太宗本人也用这话诲谕太子[37]。

这在唐初统治者中，无疑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