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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政治（第9页）

再次，《隋书》史论还从财政、劳役、兵役等一些具体政策上总结了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

的道理，以及对待人民“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

的必要性[38]。

这些见解，从阶级实质来看，是为了巩固唐皇朝的统治而提出来的；从历史观来看，是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和政权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

唐初统治集团注重制定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各种措施，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唐初实行“偃武修文”

的“教化”

之政的重大决策，是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才制定下来的。

唐太宗即位之初，“尝与群臣语及教化”

。

他说：“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

魏徵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久安之民骄逸，骄逸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

。

唐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很对。

大臣封德彝反对魏徵的意见，他说：“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财务，若信虚论，必败国家。”

魏徵反驳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唐太宗最后采纳了魏徵的主张，收到了很突出的政治效果，数年之后他兴奋地对长孙无忌等重臣们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宜振耀威式，征讨四夷。

’唯徵劝朕偃武修文。

中国安，四夷来服……徵之力也。”

[39]这是充分肯定了关于“教化”

的决策。

魏徵结合隋朝的历史，进一步阐述了“教化”

之政的思想，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用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

。

他称道隋朝的循吏梁彦光等“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的风范[40]。

他还指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

[41]。

魏徵借评论历史，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也对各级官吏提出了“立身从政”

的目标。

从上文可以看出，这对唐初的政治生活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隋书》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楶棁栋梁，莫可弃也。”

[42]从历史观点来说，这种认识注意到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各种人才的不同的独特作用，比之于把历史的变化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论点，是很大的进步。

从政治上的考虑来看，它是通过肯定“有隋多士”

来肯定一大批唐朝的开国元臣、宿将，并希望唐朝最高统治者继续广开言路，选拔人才。

纳谏和用贤，是“贞观之治”

的政治特色之一，与此不无关系。

关于得失存亡之辨，关于教化和用人，是唐初的史学对唐初的政治决策产生积极影响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