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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第1页）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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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1]

一、刘知幾提出的问题

自司马迁、班固以下，至唐初刘知幾止，六七百年间，中国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从历史编纂来看，这个发展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史书种类的增多，一是断代史书的撰述风靡一时。

这从《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13类史书中，看得很清楚。

而在这几百年中，史学家的通史撰述则寥若晨星，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的撰述思想，好像已经被大多数史学家遗忘了似的。

隋朝陆从典，曾经执行一个宏大的撰述计划，即“续司马迁《史记》迄于隋”

，可惜他没有把书写完就被免职了[2]。

其间值得提到的只有两部书。

一部是北魏元晖召集史家崔鸿等所撰的《科录》270卷，凡“百家要事，以类相从”

，“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

[3]。

另一部书是南朝梁武帝命吴均等所著的《通史》600卷，上起“三皇”

，下迄齐、梁[4]。

这两部书，是司马迁以下至唐初刘知幾时，后者所能见到的规模较大的通史撰述[5]。

然而，刘知幾对这两部通史的评价都不高。

他批评《通史》说：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

这说明，《通史》是纪传体通史。

至于《科录》，刘知幾认为：“其编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

他进而指出，这两部书的共同特点是“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

[6]。

刘知幾对《通史》和《科录》的批评是否恰当，已不可深考，但他对通史撰述多有微词，则是显而易见的。

他批评《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

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

此其为体之失者也。”

他甚至认为撰述通史是“劳而无功”

的事情。

反之，他对断代为史的《汉书》则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7]刘知幾还把历代史书分为六家，认为：《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四家“其体久废”

，现在还能“祖述”

的，只有《左传》和《汉书》两家了。

他指的是断代的编年史和断代的纪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