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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第7页）

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

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

[38]

《新唐书·杜佑传》所记与此略同。

这里的记载，有些地方是很值得怀疑的。

第一，刘秩《政典》果真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吗？《新唐书·刘子玄传》附《刘秩传》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刘）秩上言：‘（哥舒）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

’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

这里说的“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

，毫无疑问，指的是刘秩论兵事书，与《政典》一书何涉？！

从刘秩与房琯的关系来看，从《汉书·刘向传》所记刘向（更生）行事来看，也证明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而前一种说法是失实的[39]。

可见，两《唐书·杜佑传》所记房琯赞扬《政典》的话原是张冠李戴；既如此，所谓《政典》“大为时贤称赏”

云云，当然也就很值得怀疑了。

第二，杜佑果真是“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

吗？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很可疑的。

杜佑是一个“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40]，“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

[41]的人，这虽然不免有所夸大，但毕竟反映了他的为人。

如果《通典》与《政典》真有这种渊源关系，他是不会在《通典》自序或《进〈通典〉表》中只字不提的，此其一。

其二，对《通典》一书“颇详旨趣”

的李翰，在《通典》序中也是只字未提及《政典》。

而他在《序》中说的这一段话，则是意味深长的：“翰尝有斯志，约乎旧史；图之不早，竟为善述者所先。

故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庶将来君子知吾道之不诬也。”

他这里强调的恰是《通典》的“约乎旧史”

，又与《政典》何涉？！

第三，《通典》究竟是以《政典》为“蓝本”

，还是以历代正史书志为渊源？由于新、旧《唐书·杜佑传》在上述两个问题的记载上的失实，造成谬种流传，使《通典》及其作者蒙受不白之冤。

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清代考据学者王鸣盛的论点。

他认为：《通典》“既以刘秩书为蓝本，乃自序中只字不及；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

以佑之事力，撰集非难，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则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

[42]。

从上面的讨论中，已可看出王鸣盛这个论点的大谬不然。

我认为：《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

进行撰述，是一部讲职官的书；而《通典》则“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

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

[43]，是一部广泛地讲典章制度的书，它们在渊源上和内容上的歧异洞若观火。

事实上，《通典》的真正渊源不在《政典》而在历代正史之书志。

梁启超在讲到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发展时说：“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

其卓然自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

……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