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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第9页）

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

的撰述思想，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的要求和反映；而李延寿纂南朝四史为一史、北朝四史为一史的撰述成果，也只有在统一的局面下才能产生。

杜佑著《通典》，采五经群史，上自远古，下至当世，分门别类，举其始终，历代典章制度及群士论议，条分缕析，一一备载。

此种宏大气魄，不能不跟统一的唐皇朝的历史和现实有密切的关联。

诚如白居易在他所起草的一道任命史官的诏书中说的那样：“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

历代以来，甚难其选。

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

[48]白居易的话，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历史时代对史学家的要求。

这个要求的核心就是“通识”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历史时代的要求还表现在它向史学家提出了现实问题，需要史学家做出回答。

唐代中叶以后，社会急剧动**，唐皇朝的“盛世”

已经结束。

怎样医治社会的疮痍？怎样复兴人们记忆中的“盛世”

？于是，诗人在咏叹和呼号，思想家在思考和论证，政治家在谋求改革，而史学家也必须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总结和说明。

正因为如此，杜佑撰《通典》是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49]为其宗旨，以“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

[50]为撰述上的具体要求，以达到“经邦”

“致用”

[51]的目的。

同样，马总撰《通历》，叙历代“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臣贤否”

；姚康撰《统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利于时者”

[52]，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从史学发展趋势来看，唐代中叶以后，有的史家深感纪传体通史的寥落，有的史家则又有慨于编年体史书的多有冗阙、缺乏条贯，反映了他们不满足于断代为史的心理和撰述通史的要求。

如出身于史学世家的柳冕一方面激烈地批评司马迁，一方面又说：“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

[53]。

刘轲的《与马植书》可以认为是关于《史》《汉》以来史学发展的一个论纲，并说：“常欲以《春秋》条贯、删补冗阙，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

[54]，说明他亦有志于通史撰述。

至于萧颖士的“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

，原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于《左氏》取其文，《穀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

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

[55]。

萧颖士对纪传体史书有很深的偏见，但他探索和发展编年体通史的勇气却是可贵的。

第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跟他们对史书的表现形式有比较豁达、开阔的见解有关。

自魏晋以来，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一向很激烈，刘知幾反对“唯守一家”

的论点，主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

，编年、纪传都应当存在下去。

后来，中、晚唐之际的文学家皇甫湜写了一篇《编年纪传论》，是很精彩的辩难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