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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第12页）

三、唐代谱学和唐代的社会风气

唐代的谱学，不独是当时政治生活的记录，而且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

魏晋六朝谱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

刘宋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

[69]传为美谈。

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就得以继续传播。

它们在官谱（如《氏族志》《姓氏录》）中虽一再遭到削弱，但在大量的私谱中却仍旧保持着相当的影响。

郭沫若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一般都以氏族传统的‘高贵’而自豪”

[70]。

这种炫耀家庭出身而与众不同的门阀观念，正是魏晋以来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之一。

唐代地主阶级中的许多人承袭了这种庸俗的世风，竞相吹嘘，以其家世不凡而自鸣得意。

与此密切相关的，便是十分讲究宦婚，即在婚姻关系上严格计较门第，鼓吹“门当户对”

，否则就会遭到物议。

唐代地主阶级中的许多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世“高贵”

，也为了给宦婚提供依据，因而热衷于谱系之学。

这是唐代私家谱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例如，凡大臣显官，均“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

[71]；许多学者、史家，亦以谙于谱学为荣；有些非士族出身的官僚，则厚着脸皮与山东士族叙昭穆、拉关系，强行“合谱”

；有的人甚至滥用职权，为所亲者“曲叙门阀”

；凡此种种，证明谱牒之学与唐代的社会风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夸耀身世方面，唐高祖李渊算得上是一个庸俗透顶的人物。

唐皇朝刚刚建立，他十分得意地与内史令窦威作了这样一番谈话：

武德元年，高祖尝谓内史令窦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

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

威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

今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黍凤池，自唯叨滥，晓夕兢惧！”

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

[72]

李渊对自己的家世引为无上的荣耀，而窦威也以与皇室屡次联婚，以至“再为外戚”

“三处外家”

，用来吹嘘。

像李渊这样公然夸耀自己出身的人，竟批评山东士族“崔、卢为婚，犹自矜伐”

，岂不是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