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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02（第3页）

此外，尽管大部分新贵不与山东士族联姻，但也有少数显赫新贵还是攀附名门士族结为姻亲，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山东士族虽然“矜尚阀阅”

，但对于少数名声卓著的新贵，也是乐于巴结的，从而借以延缓他们的衰落。

例如，房玄龄、魏徵、李勣等与山东士族为婚，后者因此得到扶持，“故望不减”

[89]，足见此种婚姻，原是互相利用。

有的人甚至认为，未能与山东五大姓崔、卢等联婚，乃是人生三大憾事之一[90]。

至于唐高宗时的吏部尚书李敬玄与山东士族联婚，可以说是互相利用而联婚的典型。

史载：“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

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

[91]。

又如，“新门”

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

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

[92]，也属于此类情形。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相互利用的婚姻关系，就会误认为唐代士庶之间在婚姻上的界限已经消失，认为当时已“彻底打破了‘身分内婚制’。

唐代的庶族只要有财有势，便可以与士族通婚”

[93]。

事实上，在唐代前期，这只是一种为数不多的现象。

李敬玄终为唐高宗所贬斥，张说则为当时人们所“恶之”

，证明那时的庶族并非“只要有财有势，便可以与士族通婚”

。

关于此，我们从以下的事实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李义府出身于庶族地主，但其门第观念极重。

史书上说他：“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

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遂即除削。

义府闻而衔之，及重为宰相，乃令人诬构其罪，竟下狱自杀”

[94]。

这不只是士、庶之间利用谱学进行勾结、角逐的一幕丑剧，而且还生动地揭示了谱牒作为婚媾依据的虚伪。

李义府为了攀附士族，曾多次为其子求婚于士族，均遭拒绝。

于是他一怒之下，“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

[95]，作为他对于那些好自矜尚的士族地主的报复。

这件事，一则说明身居相位的李义府门阀观念的浓厚，同时也说明士族地主也并非是只要有财有势便可与婚，他们是要有所选择的。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一个人，即是与李义府同时的许敬宗。

许敬宗掌修国史，“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

[96]，因而遭到物议。

许敬宗死后，袁思古历数其错误，其中之一便是“嫁少女于夷落”

，名与实爽，请谥为“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