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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02（第2页）

可见这种门阀观念在当时地主阶级中具有多么广泛的影响！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云：“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

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

呜呼，其亦盛矣！”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

，实为有唐一代的世风。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族”

中[80]，士族出身的宰相有一百二十五人，其余多为庶族出身的宰相[81]。

这说明不仅仅是士族地主热衷于“修其家法”

，就是出身于庶族寒门而登宰辅之位者，亦同样热衷于“修其家法”

。

这正是唐代私家谱牒能够得到发展的社会根源，也是唐代之所以成为由谱学在官向谱在私家转变的关键时期的历史原因之一。

谱系之学原与仕宦、婚姻有密切联系。

由于唐代继承并且发展了隋代的科举制，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早已废除，因此簿状、谱牒日益失去了作为仕宦依据的那种重要作用。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曾下诏“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

[82]。

然而这不是真的要恢复九品中正制，不过是给士族地主做个样子而已。

因此，这不是现实本身，只是现实对于自身以往历史的回忆罢了。

但是在婚姻方面，唐代地主阶级仍然保持着较严格的门户界限。

这一方面表现为某些士族地主虽然在政治上日益失意，但他们还力图维持在婚姻上的门当户对的传统，保住他们作为士族的“高贵血统”

。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某些庶族地主虽在政治上有所提高，但他们为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还必须利用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的士族的影响，不惜低声下气向士族攀亲，迎合整个社会崇尚门阀的风气。

关东士族“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后虽益衰，犹相夸尚”

[83]，约在一个半世纪中维持着这种门当户对的“高贵”

的联姻。

唐太宗决定修订《氏族志》，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从政治上削弱关东士族的势力和影响，突出皇室和功臣的地位；但是“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衰落，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资，故人谓之卖昏（婚）”

[84]的情形，也使唐太宗极为不满，认为此种做法“甚伤教义”

[85]。

因此，唐太宗一方面指示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一方面杜绝皇室与山东士族联姻，故当时“王妃、主婚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

[86]。

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抬高皇室和新贵，着意打击山东士族。

这个政策，在唐代前期是没有改变的；直到唐代中后期，随着士、庶界限的日益缩小，它才不再具有原先那样的约束力了[87]。

皇室和新贵们在婚姻方面刻意抑制山东士族，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不是他们自己完全没有门阀等级观念。

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年），薛尚尚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

武则天听说薛尚之嫂萧氏、弟媳成氏出身“非贵族”

，乃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

甚至要迫使萧、成二氏与薛家离婚，后经他人解释，才未予以深究[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