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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略论（第12页）

为由而毁灭它们；那些毁灭释、道的人，就跟井底之蛙一样，眼光狭小，是很可悲的。

如果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虞世南简直是在进行说教了。

但他毕竟是一个文人，是一个学者。

他是从儒、释、道各自所宣扬的最高境界来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他对它们在现实中所产生的冲突就采取了斥责的态度。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化意识，表明佛学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史学中来了。

虞世南的上述看法，对于了解整个唐代史学跟佛学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帝王略论》残卷和佚文还涉及对其他不少历史人物的评价，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的“为君之道”

来看，或者从当时的时代特点来看，《帝王略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在一些具体论点上，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具有鲜明的历史启发作用。

这些，对于研究历史和研究史学的人，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王重民先生的看法未敢苟同。

王先生说：“是书文辞肤浅，诚为初学而作；然若以此疑非出于虞氏手，虞氏固有《兔园册》，颇行于时矣。”

依我的浅见，此书文辞固不深奥，但它讨论的问题却重在“治乱之迹，贤愚二贯”

，使人认识到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

因此，似不便把通俗说成“肤浅”

；也不能把讨论皇朝成败、人君贤愚这样重要的问题视为“为初学而作”

。

至于说“虞氏固有《兔园册》，颇行于时矣”

，以《兔园册》作为旁证来证明《帝王略论》的“肤浅”

，也是有问题的。

《兔园册》是否为虞世南所作，王国维早已提出怀疑，认为“世南入唐，太宗引为记室，即与房元龄对掌文翰，未必令撰此等书”

[31]。

王氏所疑，是有根据的。

另据《困学纪闻》所云，《兔园册府》乃“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

。

李恽为太宗第七子，贞观十年（636年）封蒋王[32]，时虞世南为秘书监，且已79岁高龄，绝无为是书之理。

王国维考证此书写成当在蒋王为安州都督任上，亦可证此书与虞氏毫无关系。

《兔园册府》后来成为一部流传很广的通俗读物[33]，故有人嫁名于虞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此外，我以为《帝王略论》在史学上的价值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中国史学史上较早的历史评论著作。

中国史学中的历史评论，有长久的传统和多种多样的形式。

从《左传》的“君子曰”

到《史记》的“太史公曰”

，这是一种很突出的历史评论形式。

而司马迁的于叙事中寓论断的方法，则是历史评论发展的一种高级形式。

同时，先秦时期以来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有不少历史评论的专篇。

但作为历史评论的专书，在唐代以前却不多见，而作为贯穿古今的历史评论专书则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