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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略论（第13页）

《帝王略论》很可能是我们今天所知道、所见到的这方面的最早著作。

第二，以问答的形式撰写历史评论，这是《帝王略论》的一个创造。

中国古代典籍，很早就有较多采用问对形式进行表述的，如《论语》，如《孟子》。

在一些较早的史书中，也有在一些篇章里把问对写得十分精彩的，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如“前四史”

等。

但运用问答的形式撰写一部完整的历史评论著作，《帝王略论》实属首创。

如前所述，它的每一首史论都由“公子曰”

“先生曰”

这样一问一答构成，有的多至三问三答。

这种形式有两个好处：一是容易把问题提得明确，便于理解；二是生动活泼，以利流传。

盛唐时期赵蕤撰《长短经》和中唐时期马总撰《通历》，部分或全部采用《帝王略论》中的评论，绝非偶然。

《帝王略论》在历史比较方法上有广泛的运用，我已另有专文评论，此不赘述。

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

要之，《帝王略论》不独是唐初史论的杰作，就是在整个唐代史论中，在中国历史评论发展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原载《华北石油教育学院学刊》1987年第2～3期合刊，收入本书时，吸收了1987年第3期《书品》所载拙文《从〈唐文拾遗〉说到〈帝王略论〉》之部分内容，并有较大的修改。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6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0页。

[4]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86页。

[5]分别见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之仪注类、杂家类、类书类、别集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91、1563、1597页。

[6]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70～476页、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96～1407页。

[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上，史部编年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

[9]见马总：《通历》卷首，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

[10]以上均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二史部“帝王略论”

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97页。

以下引此，不另注。

[11]黄永武：《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63～67页。

[12]刘知幾：《史通》卷十六《杂说上》，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63页。

[13]赵蕤：《长短经》，见顾修：《读画斋丛书》己集，书名题为《儒门经济长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陆心源：《唐文拾遗》卷13辑为39首，然其中有5首（即论南朝宋武帝、梁武帝、陈后主、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等）提行不妥，应予以合并，实为34首。

[15]这58首论所评论的人物是：夏禹、太康、成汤、伊尹与傅说、桀与纣、周文王、武王、周公、宣王、幽王与厉王、平王、秦始皇、汉高祖、文帝与景帝、武帝、昭帝、昌邑王、宣帝（以上见敦煌本残卷）、元帝、王莽、光武帝、汉祖与光武之臣、桓帝与灵帝、三国君主（以上见《长短经》）、晋宣帝、景文帝、武帝、惠帝、元帝、明帝、孝武帝、桓玄、宋高祖、文帝、孝武帝与明帝、齐高帝与武帝、明帝、宋齐废主、梁武帝、元帝、陈高祖、文帝与宣帝、后主、魏道武帝、太祖与太武、献文帝、孝文帝、孝明帝、孝庄帝、齐神武帝、文宣帝、武成帝、后主、宇文泰、宇文护、周武帝、宣帝、隋文帝（均见《通历》）。

以上，除十六国外，对各朝君主均有所评论。

[16]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

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20页。

[17]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

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18]见赵蕤：《长短经》卷二《君德》篇所引，读画斋丛书本。

按：赵蕤在征引时，将“公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