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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1（第4页）

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1974年版）“出版说明”

亦主此说，认为“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

。

这两种说法，离则两伤，合则两全，即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晋书》体例首先是由敬播提出的，而最后是由令狐德棻“取决”

“诹定”

的。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晋书》，令狐德棻因此而被任命为秘书少监。

刘知幾及后来一些史家，对新修《晋书》有不少批评，但是《晋书》“参考诸家，甚为详洽”

[16]，还是有它的长处的。

《晋书》在体例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于纪、传之外，另创载记，分记十六国人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十载记，只说僭伪，而不强调华夷。

这与南北朝时期史书北以南为岛夷、南以北为索虏的对立态度不同，而反映了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

[17]。

这跟取决体制、诹定类例的令狐德棻自然有极大的关系。

令狐德棻在史学工作上是很有组织才能的。

如前所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他除主编周史，还“总知类会”

其他诸史；重修《晋书》，他被“推为首”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事实上的主编的作用。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曾热情地支持和具体地帮助了李延寿个人撰著《南史》《北史》的工作，反映了他爱惜史才、奖掖后进的精神。

李延寿为了继承父亲李大师的遗志，以十六年工夫，撰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

他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二史后，写道：

始末修撰，凡十六载。

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

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

次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

因遍谘宰相，乃上表。

[18]

当时，令狐德棻担任国子祭酒、监修国史。

正是由于得到他的赞助、支持、检阅、详正和推荐，大师、延寿父子的愿望和心血才没有付之东流。

《南史》《北史》的修成且成为封建社会“正史”

而流传至今，是有令狐德棻的一份功劳的。

三

唐初所修八史中，令狐德棻主编《周书》。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命陈叔达、令狐德棻、庾俭共修周史，未成。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又命令狐德棻和岑文本同修周史；而“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

，至贞观十年（636年）成书，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

岑文本和崔仁师是令狐德棻的两位得力助手。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

贞观年间，他自秘书郎做到中书令，深为太宗所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