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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初史家群体及其正史撰述1（第2页）

的分工情况外，还涉及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北魏史因有北齐魏收《魏书》、隋朝魏澹《魏书》两家而不必重修；二是魏徵协助时任宰相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

；三是令狐德棻参与撰写北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

。

可见，这是一项有领导的人才分工与人才合作的史学工程，其合理性、可行性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

撰成，房玄龄、魏徵等“诣阙上之”

。

唐太宗十分高兴，说道：

朕睹前代史书。

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8]

这是唐太宗关于史学的一篇重要言论。

他指出了史学的社会功用，总结了前代帝王在这方面的教训，进而表明了自己对史学的认识。

面对唐初史家群体所取得的成就，他的这番话，也反映出了史家们的心声。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敕撰《隋书》十志，即《五代史志》。

[9]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颁发《修〈晋书〉诏》。

在这篇诏书里，唐太宗提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的论断，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诏书还追述了从传说时期至唐初的史学工作，肯定了史学所发挥的“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

的积极作用。

同时，诏书认为以往诸家晋史“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说它们有的“烦而寡要”

，有的内容空洞、“滋味同于画饼”

，有的“不预于中兴”

，有的“莫通于创业”

，有的“其文既野，其事罕有”

等；因此，唐太宗“遐想寂寥，深为叹息”

，故要求史馆重修晋史。

[10]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等奏上新修《晋书》一百三十卷，[11]因唐太宗撰写了四篇史论，故题为“御撰”

，时称新《晋书》。

《修〈晋书〉诏》的下达和新《晋书》的撰成，反映了唐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和对史书修撰新的要求。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等奏上《五代史志》三十卷。

史载：“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

[12]此书自贞观十七年始撰，至此历时十三四年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