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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初史家群体及其正史撰述1（第5页）

[25]等。

历史撰述颇有赖于精于史书体例、善于创制的史学家的参与，否则，只是堆砌史料而已。

史载：敬播，贞观初年进士，其后“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

，又“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十四年”

；“玄龄以颜师古所注《汉书》，文烦难省，令播撮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

；“寻以撰实录功，迁太子司议郎。

时初置此官，极为清望。

中书令马周叹曰：‘所恨资品妄高，不获历居此职。

’参撰《晋书》，播与令狐德棻、阳仁卿、李严等四人总其类。”

[26]这一段文字，没有直接说到敬播的史才，但从唐太宗、房玄龄、马周等人对他的器重，足以表明他是一位精于史书体例的史学家。

李延寿是一位同敬播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史学家，他在《北史·序传》中略述其著史经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的史才，他写道：

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

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周、隋）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缉之暇，昼夜抄录之。

至五年，以内忧去职。

服阕，从官蜀中，以所得者编次之。

然尚多所阙，夫得及终。

十五年，任东宫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阳公今狐德棻又启延寿修《晋书》，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

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因此遍得披寻。

时五代史既未出，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素贫罄，又不办雇人书写。

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

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

皆以编入。

其烦冗者，即削去之。

始末修撰，几十六载。

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

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

次以《北史》咨知，亦为详正。

因遍咨宰相，乃上表。

[27]

据此可知，李延寿先后参与《隋书》《晋书》《五代史志》的撰述，又私撰《南史》《北史》，也就是说，唐初所修八史，李延寿都是亲历者、参与者，这在唐初史家群体中除令狐德棻外并无他人可以及此。

历史学家的时代意识自会给历史著作注入社会的活力，使人读来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

唐初史家群体中，从监修国史到一般史官，多具有这种时代意识。

史载：来济，“笃志好学，有文词，善谈论，尤晓时务”

。

[28]其实，在唐初史家群体中，房玄龄、魏徵、令狐德棻、李延寿等，都是关注、通晓时务的史学家，这是在30年间唐初史家群体能够撰成八部正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初史家群体中，有一些史家具有家学传统，这也是唐初史家群体历史撰述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上文讲到姚思廉“能尽传家业”

，是指他的父亲姚察本是陈朝史官，入隋后曾受命撰梁、陈二史。

李百药之父李德林曾任隋朝内史令，“敕撰《齐史》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