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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隋书史论1（第1页）

评《隋书》史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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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朝初年官府所修的《隋书》，是中国古代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

之一。

在中国史学史中，它不仅是有代表性的一部官修史书，而且其史论还颇具当时统治者言论的一些特色。

隋唐封建皇朝，是继秦汉之后又一次出现的两个蝉联的封建统一政权，唐初统治者从维护统一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着手修撰《隋书》。

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清楚地表明：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修撰前朝历史，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即所谓“握图御宇，长世字民”

。

尤其是对于《隋书》的修撰，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这是因为：（1）唐朝的封建统一政权是隋朝封建统一政权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没有隋朝，就没有唐朝。

因此，唐初统治者对隋朝的统一大业，是极为推崇的，称赞隋文帝顺乎潮流，“乘兹机运，遂迁周鼎”

，“劬劳日昃，经营四方”

，致使“金陵失险”

“单于款塞”

，出现了“《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

[2]的统一局面，对隋文帝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

（2）唐初统治者对于隋朝初年的政治，也是异常钦慕的，认为：隋文帝时，“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成暨，尉候无警。

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

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

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

[3]。

（3）一个“甲兵强盛”

“风行万里”

的隋皇朝，为何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然“率土分崩”

“子孙殄灭”

[4]了呢？这样触目惊心的现实，又不能不引起唐初统治者的警惕和深思。

可见，撰述隋朝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有许多引为鉴戒的历史经验教训。

因此，唐皇朝建立不久，最高统治集团立即着手修撰《隋书》及其他史书。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李渊诏令“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

[5]。

这次修史工作“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

[6]。

逮及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乃令“秘书监魏徵修隋史”

[7]，魏徵就做了《隋书》的主编。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记：“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从简正。

隋史序、论，皆徵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