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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隋书史论1（第3页）

这可以说是《隋书》史论的撰者的根本的经济原则。

其具体主张是：“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

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

，那时人民就要起来造反。

质而言之，就是剥削、奴役百姓要有一个“限度”

，不超过这个“限度”

，就可以“治国安人”

；超过这个“限度”

，便“怨”

“叛”

丛生。

《隋书》史论从剥削阶级的立场来评论封建皇朝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上述的主张，应当说是很难得的。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

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

的悲惨局面，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

，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

，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

。

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

[17]这些议论，从阶级实质来看，无疑是为了巩固唐皇朝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并非在为人民着想；从历史观点来看，则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和衰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见解还是应当肯定的。

唐初统治集团比较注重发展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三

“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这是《隋书》史论竭力提倡的一种封建吏治和统治秩序。

《隋书》史论认为，要避免重蹈秦、隋之亡的覆辙，还必须对各级封建官吏提出“立身从政”

的严格要求，从而建立起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突出地宣扬“循吏”

的作用，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

[18]。

这就是所谓“化人”

的办法，做到这些，就能统治人民，管理政务，天下安定。

他还认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

[19]，主张主要通过教化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

他的这个思想，颇像是道家思想的延续，又如同汉初黄老学说的翻版。

其实，这种思想恰是唐初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反映。

处在隋末动乱后的唐初社会，犹如处在秦末动乱后的汉初社会一样，当务之急是要稳定统治秩序，“与民休息”

；故汉初有黄老政治，鼓吹“无为”

，唐初有魏徵的“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