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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1（第4页）

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

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

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

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

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

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

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

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14]

魏徵提出的“圣哲施化，上下同心”

的方针，遭到封德彝等人的激烈反对，但魏徵凭借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予以坚决反驳，一一举出黄帝、颛顼、汤、武等“先王”

事例，证明在战乱之后是可以行教化、“致太平”

的。

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并达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

事隔十年左右，魏徵提出重“德”

的重要，就是希望唐太宗能够保持“德之上也”

的政治追求，以避免“不慎厥终”

的命运。

其良苦用心，溢于言表。

魏徵在论时政疏的第二疏与第三疏中，对“明德”

与“慎罚”

作了进一步阐发。

第二疏起首便明确指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继而再次尖锐地指出这一规律性现象：“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

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

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魏徵对历史的洞察，使他能够以大手笔作出这样深刻而又明确的概括：“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

，正是“善始者实繁”

“克终者盖寡”

的原因，其政治表现就是“取之易而守之难”

。

这无疑是魏徵对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历史现象极精辟的概括。

在魏徵看来，从“道著”

到“德衰”

是许多统治者难以避免的政治结局。

魏徵认为，要避免这种结局，最高统治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他指出：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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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见可欲”

“将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