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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1（第3页）

当然，在魏徵看来，仅仅认识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使当朝统治者从这个历史教训中进一步明确历史前途的多种可能性，而要期待某种可能性或避免某种可能性，则取决于当朝统治者的认识及其制定的政策。

对此，魏徵指出：

若能鉴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

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理，德之上也。

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

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

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

忽彩椽之恭俭，追雕墙之侈靡，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

触类而长，不思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

[11]

所谓“德之上也”

“德之次也”

“斯为下矣”

，是对三种历史前途的概括，其内在的关键则是最高统治集团的认识程度和实际作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魏徵提出了“德”

的问题，既有历史的根据，又有政治上的极大的权威性，因为历史上周之代殷后，统治者就反复强调“德”

[12]，以此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同时也指出，由于殷王“不敬德”

而遭到灭亡。

这就是孟子所总结的“以德行仁义者王”

[13]的思想。

在唐初的历史条件下，魏徵提出“德”

的问题，是极明智的，这反映了他的历史见识和政治智慧。

魏徵之所以这样强调“德”

的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即在贞观初年，唐朝统治者对于究竟推行什么政策来治理天下，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史家吴兢这样记载道：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

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

忧死亡，则思化。

思化，则易教。

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

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

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

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

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太宗以为然。

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

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

考之载籍，可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