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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北史散论1（第1页）

《南史》《北史》散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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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著的《南史》80卷、《北史》100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正史”

中有一定影响的两部史书。

这两部书是隋唐时期统一的政治形势的产物，并为这个统一的政治形势服务的。

但因《南史》多出于《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北史》多取材《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故一千多年来，论者蜂起，议论横生。

然而，无论是宋人的称道，还是清人的指摘，均未就《南史》《北史》的撰著者的著述思想和旨趣作深入的讨论。

基于此，本文试图就李延寿所著《南史》《北史》的思想渊源、政治倾向及前人对《南史》《北史》的评价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一

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继承了他父亲李大师的遗愿。

从这个意义来看，《南史》《北史》的著述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李大师（570—628年）[2]曾多年仕隋，隋亡后入唐。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南北朝对立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他20岁那年（589年），隋皇朝统一全国，结束了自西晋灭亡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局面。

继隋而起的，又是统一、强盛的唐皇朝。

正是这种由分裂、动乱走向统一、安定的重大的历史变动，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繁荣兴盛的局面，也给当时的史学以深刻的影响。

这个影响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对于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反映和肯定。

李大师无疑是受到了这个历史环境的影响的。

李延寿回忆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

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3]这一段话，概括了李大师对于历史著述的主要旨趣。

第一，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南北互相诬骂、彼此以“索虏”

和“岛夷”

相称的惯例；第二，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本国详、他国略的通病；第三，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因种种偏见而造成“往往失实”

的缺陷。

总之，他的这些主张，贯穿了天下统一的思想，因而他打算“编年以备南北”

，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贯通南北朝史的著作。

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

隋炀帝时，郞茂撰《隋诸州图经集》100卷[4]，崔赜等撰《隋区宇图志》250卷[5]；唐太宗时，诏令大臣和史官撰写“五代史”

（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6]与《晋书》[7]，都是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才能做到的。

房玄龄、褚遂良在其主持修撰的《晋书》的30载记中，只说僭伪，而不强调华夷，这与南北朝时期史书，北以南为“岛夷”

、南以北为“索虏”

的对立态度不同，而反映了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

李大师是隋唐之际人，卒于贞观二年（628年）。

其时，不独《晋书》远未撰成，就是“五代史”

亦尚未着手编写，足见李大师这种明确的倾向统一的思想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