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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北史散论1（第7页）

延寿既数与论撰，所见益广，乃追终先志。

本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作本纪十二、列传八十八，谓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作本纪十、列传七十谓之《南史》。

凡八代，合二书百八十篇。

[38]

晁公武、陈振孙二人在介绍《南史》《北史》时，也都充分注意到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的著述宗旨[39]。

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李氏父子倾向统一的思想，但却中肯地指出了李氏父子在撰述目的上的继承性与一致性。

宋人所关注的这个事实，我们是不应当忽视的。

第二，应当肯定其较旧史“叙事简径，无繁冗、芜秽之词”

。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八史共537卷，而《南史》《北史》仅180卷，占原书的1／3。

这是李延寿“删落酿辞”

“叙事简径”

的功劳。

王鸣盛指斥李延寿专以删节为能事，“任意割裂”

[40]，“信手涂抹”

[41]，认为：“《南、北史》增改无多，而其所以自表异者，则有两法：一曰删削，二曰迁移。

夫合八史以成二史，不患其不备，惟患其太繁。

故延寿一意删削，每立一传，不论其事之有无关系，应存应去，总之极力刊除，使所存无几，以见其功”

[42]。

李延寿删节八史，确有失当之处。

如北魏李费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范缜关于神灭的辩论，是研究当时的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宝贵材料，《南史》《北史》或全部删弃，或所留无几，都是很不妥当的[43]。

但是李延寿的删节八史绝非王鸣盛所指斥的那样。

赵翼曾举《南史》删《梁书》为例，证明李延寿“意存斟酌，不尽以删节为能者”

[44]，而对于一些有关人之善恶、事之成败的史实，亦每有增补[45]。

经李延寿增删笔削后撰成的《南史》《北史》，不仅在文章上比原八史简洁易读，而且在史料上也对原八史作了一些补充。

李延寿的这一功劳，是不应抹杀的。

第三，应当肯定其流传广、影响大，对传播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知识起了积极作用。

赵翼指出：“南北八朝史，《宋书》成于齐，《齐书》成于梁，《魏书》成于北齐，其余各史皆唐初修成。

然虽成于唐初，而天下实未尝行也。

……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

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必须抄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

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

世人所见八朝事迹，惟恃此耳。”

[46]这一段文字，说明北宋以前，《南史》《北史》在流传和影响上，确是南北八史所不可企及的这一事实。

八史之中，最早的刻本，是《隋书》宋天圣二年（1024年）刻本，今已不存。

据《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所云：“天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药供奉蓝元用奉传圣旨，赍禁中《隋书》一部，付崇文院。

至六月五日，差官校勘，仍内出版式雕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