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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北史散论1（第8页）

其余诸史，多系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始校勘谬误，流传于世[47]；至于这些史书的刻本的出现，又多是北宋末年以后的事情。

因此，宋以前，《南史》《北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就是必然的了。

王鸣盛认为《南史》《北史》是由于“人情乐简，故得传世”

[48]，并把《魏书》《北齐书》的散失零落归咎于《南史》《北史》的广为流传，是没有道理的。

《南史》《北史》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有的地方因首尾照应不周而自相矛盾，也还存在着因避讳而形成曲笔，还有因不应增补而增补形同蛇足，以及因不应删节而删节使重要史实阙书，等等[49]。

对于《南史》《北史》的这些缺点，我们也是应当给予足够的认识的。

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以其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简净扼要的叙事方法和广泛流传的社会影响，在“二十四史”

中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

[1]原载《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

[2]据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记，李大师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时年五十九”

，其生年当为570年。

[3]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4]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卷六十六《郎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7、1555页。

[5]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卷七十七《隐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7、1757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页。

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1页。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0～1091页。

[7]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唐太宗《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8]以上均见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3344页。

[9]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5页。

[10]八史之中，《隋书》是统一国家唐皇朝的史官所撰写的统一国家隋皇朝的历史，它的倾向统一是不言而喻的。

[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魏书〉多曲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4页。

[12]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四“《宋书》讳齐高帝名，《南史》不讳”

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13]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二《太祖五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41页。

[14]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77页。

[15]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一《〈南史〉与〈陈书〉歧互处》，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0页。

[16]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

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该卷第2页。

[17]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八“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传”

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该卷第1页。

[1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

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该卷第2页。

[1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

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