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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通札记1（第3页）

自《旧唐志》以下，至《四库全书总目》，其史部分类，大体皆与《隋志》相仿佛，而与《六家》《杂述》无涉，就是有力的证明。

刘知幾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目录学方面，没有能够达到和超过他同时代的前辈学者，这是与他对《隋书·经籍志》的不正确看法相关联的。

第三，从历史编纂学来看。

刘知幾分史书为“正史”

“杂史”

两大类。

他认识到了杂史的重要性，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同时，他也看到了杂史发展的趋势：“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骛。”

[5]但是，他却没有把“杂史”

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加以论述。

因此，他认为史书的撰述主要是“班、荀二体，角力争先”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

这个论断，不仅为刘知幾以后的史学发展所否定，而且也不完全符合刘知幾所处时代的史学发展情况。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典制体史书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

《隋志》所著录的职官、仪注、刑法诸书，多属此类史书。

这类史书的编撰者，不一定都是史官，但它们在史部著作中的重要地位却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这从《隋志》诸篇小序可以看出。

刘知幾对这类典制体史书的发展未给予充分重视，而对他自己所提出的10类“杂史”

又不曾详细论列，因而史学的发展只剩下“班、荀二体，角力争先”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了。

这就把史学的范围缩小了，使史学发展的道路变窄了。

这同《隋书·经籍志》给人们描绘的那幅辽阔的史学发展蓝图比起来，刘知幾给人们提供的这幅蓝图就不免过于局促了。

至于刘知幾之后，“三通”

的继出及其繁衍为“十通”

，《资治通鉴》的问世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和发展，当然都是刘知幾始料所不及的。

对此，我们是不应当去苛求刘知幾的。

但浦起龙无视史学发展的事实，并刻意贬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价值，强调《二体》篇所提出的见解是“百代之质的”

，这就言过其实了。

二、三志并非“为志者所宜先”

《史通·书志》篇对历代正史中的书、志提出许多批评，其中如批评《汉书·五行志》《宋书·符瑞志》等有许多很好的见解。

但就《书志》篇的总的论点来看，可议之处甚多。

例如，他批评《汉书·天文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

他批评《汉书·艺文志》：“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

。

他批评《魏书·释老志》：“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