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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兢（第11页）

他提倡直书，反对曲笔，于此也可看得十分清楚。

此外，吴兢在第八卷中，列《务农》篇为本卷之首，而以《刑法》《赦令》等篇次之，是很有见地的编排，反映了他对农事的重视。

于第九卷中，他赞扬唐太宗慎征伐、主和亲、重安边的种种政绩，当然并不完全是出于对以往历史的一种美好的回忆，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希望和寄托。

再者，太子是“储君”

，是皇帝的继承人，事关重大，所以吴兢在第四卷中编撰了《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反映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

吴兢以《慎终》篇为全书之末，是颇有深意的，其目的当然是希望封建帝王兢兢业业，“慎始敬终”

。

以上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了吴兢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积极因素，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史家和朝廷的诤臣。

从《贞观政要》一书中，我们也窥见了吴兢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例如，他于第五卷中，罗列了一些关于封建伦理德道的说教；于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

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以此约束自己；但是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这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他自少“博通经史”

，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贞观政要》是一本政治历史书，所以它受到最高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视，尤其是某些较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更是把《贞观政要》作为座右铭和教科书来看待的。

唐宣宗李忱是唐代后期比较突出的一个封建君主。

《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说在李忱统治时期，“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

[31]，唐宣宗李忱就十分重视《贞观政要》这部书，他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32]。

可见《贞观政要》一书在封建统治集团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是有独特的成就的。

吴兢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

，按照专题分类，记述一朝的历史。

这与所谓起居注、实录、国史均有所不同。

用这种体例写历史，在吴兢之前是很少见的。

“贞观之治”

为唐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景仰和讴歌，这当然是因为“贞观盛世”

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缘故，同时，也是和《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特点及其得以长期流传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这是因为：第一，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多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第二，吴兢长期担任史官，可以接触到实录、国史和其他重要文献，他的《贞观政要》也因此保存了较多的贞观年间的重要史实；第三，比《贞观政要》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许多方面也都不如《贞观政要》详尽。

鉴于上述原因，《贞观政要》就成了反映中国唐代贞观年间政治历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文献。

如果说，“董狐笔法”

是吴兢留在史学上的一大遗产的话，那么，《贞观政要》就是他留在史学上的又一宝贵财富。

作者附记上文刊出后，我读到吴枫先生论《贞观政要》的大作，深受教益。

但对于吴文之论《贞观政要》成书年代的看法，却未敢苟同，因撰《〈贞观政要〉成书的年代》一文[33]重申愚见。

兹录有关段落，以备参考：

1979年，吴枫同志在《吉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评〈贞观政要〉》，指出：“《贞观政要》是一部重要历史文献。

它的成书时间，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玉海》编者王应麟从《政要》序言中考证得知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八年、九年（720年、721年），是有根据的……但是，序言的年代并不就是成书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