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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兢（第4页）

下面是《唐会要》对此事的一部分记载：

（张）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魏）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按：指刘知幾——引者）修实录，论魏齐公（按：指魏元忠——引者）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

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

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

其人已亡（按：时刘知幾已故——引者），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

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14]

吴兢始而能秉笔直书，继而又敢于承担责任，不徇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

他之被称誉为“当今董狐”

，是当之无愧的。

吴兢在史学上的这两个特点，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三

吴兢不仅以“董狐笔法”

闻名当世，而且他还是一个极其热爱史学的人。

这固然与他长期担任史职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吴兢把自己的一生都和史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他称得上是一个爱史成癖的人。

吴兢所生活的年代，唐皇朝的统治是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比较安定的。

但是，宦途的坎坷、家庭的变迁，却也使得吴兢的生活并不是十分平静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吴兢来说，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就更不是一帆风顺的了。

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吴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于唐代历史的研究和著述工作。

可以这样说，他是把一生的精力都花费在撰写唐代历史上面了。

武则天、唐中宗时期，吴兢参与国史的修撰工作[15]，但由于武三思等“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

，吴兢不得已别撰《唐史》《唐春秋》。

唐中宗时期，吴兢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

。

不久，吴兢“以母丧去官”

。

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就是在“停职还家”

期间，也还是“匪忘纸笔”

，在继续著述。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吴兢丧满除服，“自陈修史有绪，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

有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

。

次年，吴兢与刘知幾撰《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为此，他和刘知幾都受到了唐玄宗的赏赐[16]。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吴兢以卫尉少卿的职务，在马怀素的主持下，与韦述等26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