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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兢（第3页）

[9]。

武则天、唐中宗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史事，“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

[10]。

这些，都是唐代史学中的典型的曲笔。

与此相对立的，还有一些坚持直书的史官和史家。

如褚遂良、杜正伦、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幾等，都是主张“善恶必书”

，直书无讳的。

刘知幾在他的名著《史通》中，对史学上的“直书”

与“曲笔”

做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史家直书，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11]；而曲笔作史的人，其实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12]。

在史学上的这种直书与曲笔的对立中，吴兢是一面坚持直书的旗帜。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唐代，刘知幾是从理论上对“直书”

与“曲笔”

做了总结的史学家，而吴兢则是在实际中真正贯彻了直书原则的史学家。

这里，我们举出两件事情，来说明吴兢直书不讳的精神。

第一件事情，是吴兢对武三思等人的抵制。

如上文所说，武三思、张易之等在武则天、唐中宗时监领史事，曲笔作史。

吴兢对他们是十分鄙夷的。

为了不使自己同流合污，吴兢便别撰国史，和他们分道扬镳。

开元十四年（726年），吴兢在给唐玄宗的奏疏中，揭示了这件事情的原委。

他说：

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

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

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

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13]

由此可以看出：在武三思等人利用权势，对历史任意进行践踏的时候，吴兢却洁身自好，不阿附权贵、与世沉浮，并能以极大的毅力和奋发的精神，“潜心积思”

，分别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体裁撰写唐史。

这不仅在政治上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付出非常艰巨的劳动。

吴兢的这种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件事情，是吴兢对张说的抵制。

武则天长安年间，张易之、张昌宗欲加罪于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

张说始已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幾等人的劝阻下，乃悔悟，证明魏元忠实未谋反。

唐玄宗时，吴兢与刘知幾重修《则天实录》，乃直书其事。

时值张说为相，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终不许，故“世谓今董狐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