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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第6页）

著录以“典”

名书者就有谢昊《梁典》39卷、刘璠《梁典》30卷、何之元《梁典》30卷等。

郑樵《艺文略·史类》的“编年类”

，除著录《魏典》和上述三部《梁典》外，还有一部王逸撰的《齐典》。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所谓“在唐朝初期，就盛行编纂典志书”

的论点，是缺乏足够的根据的。

本文反复讨论这些问题，目的在于探索作为典章制度通史或总史的《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真正渊源。

依我的浅见，《通典》的立分门固然会受到《政典》的启发，但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历代正史书志的启发。

换言之，与其说《通典》源于《政典》，毋宁说它源于历代正史书志。

章学诚说《通典》“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

，好像是分别从内容和体裁来说的：从内容上看，“统前史之书志”

；从体裁上看，“取法乎官礼”

。

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的看法要明确得多，认为《通典》是一部“统括史志”

的撰述，是“史志著作之一进化”

。

这个论点，打破了五代以来人们关于《通典》和《政典》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揭示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真正渊源。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通典》之作，虽源于‘正史’的书、志，但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

[25]可惜，这些论点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的注意，以致直到现在，仍可看到一些研究《通典》的论著在重复两《唐书》中的陈说。

《通典》源于历代“正史”

书志并有所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会通方面的“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

，而且表现在分门方面的因革损益。

指出这一点，对我们认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成就是有意义的。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正史”

中的书、志，从纵的方面来看，它是史学家对典章制度史的记述；从横的方面来看，它是史学家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方面的认识和概括。

这种认识和概括的广狭和深浅，往往反映了史学家的见识水平。

司马迁的《史记》首创八书，包括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书。

其中，《平准书》主要写了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八书中最精彩的篇章。

班固《汉书》有十志，包括礼乐、律历、天文、郊祀、沟洫、食货、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

“十志”

跟“八书”

相比，在门类上合并了两项，增加了四项，内容丰富多了。

我们从《汉书》十志来看汉代封建社会结构，当然比《史记》八书要显得更广泛、更清晰。

从总的方面看，班固的见识远不如司马迁；但从书、志来看，“十志”

是超过“八书”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