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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第5页）

对此，已有论者详为辨析[19]，兹不赘述。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唐朝初期，就盛行编纂典志书及类书，例如，李林甫的《唐六典》30卷，唐颖的《稽典》130卷，王颜（彦）威的《唐典》70卷，李延寿的《太宗政典》30卷，高士廉的《文思博要》1200卷，许敬宗的《摇（瑶）山玉彩》500卷……这些书都是杜佑《通典》的材料来源”

[20]。

当然，杜佑《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

，而对本朝人的著述也颇有征引，这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是否“在唐朝初期，就盛行编纂典志（制）书”

？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六典》入于乙部“职官类”

，原注云：“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

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

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

因此，我们今天所见《唐六典》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等为目，述其职司、官佐、品秩，是一部专叙职官的著作，跟作为“各种制度的总史”

[21]的《通典》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唐六典》尚可看作是专记某一种制度的典制史的话，那么《稽典》《唐典》《太宗政典》等书，就很难说是典制史著作了。

史载：王彦威“纂集国初已（以）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

[22]。

可见王彦威《唐典》应是编年体史书，而不是“典志书”

。

再说，王彦威是唐代后期人，活动于宪宗至武宗年间，其《唐典》成书当晚于《通典》，不可能成为《通典》的“材料来源”

。

《新唐书·艺文志》以《稽典》《太宗政典》跟《唐典》同入于乙部“杂史类”

，而将《通典》《政典》入于丙部“类书类”

，可见它们在体裁上是有区别的。

应当注意的是，唐以及唐以前的史家，以“典”

名其书者不乏其人，但他们所以名“典”

者并不都是“典志书”

的缘故。

如南朝陈人何之元撰《梁典》30卷，其序曰：“记事之史，其流不一，编年之作，无若《春秋》，则鲁史之书，非帝皇之籍也。

案三皇之简为《三坟》，五帝之策为《五典》，此典义所由生也……故今之所作，称为《梁典》”

[23]。

《梁典》是编年史，何之元谓之“典”

，是取“帝皇之籍”

之意，而不是指的典章制度。

又如唐前期的元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

[24]，等等。

故《新唐书·艺文志》乙部“编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