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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第4页）

。

这个事实说明，从“分门”

这一特点来看，《通典》无疑是受到《政典》的启发的，两《唐书》的著者都肯定了这一点。

现在的问题是，《政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通典》？对这个问题，古今学人的看法尚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

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为了对《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成就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以为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清代考据学者王鸣盛在讲到杜佑著《通典》的问题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他认为：

（《通典》）九门中礼居其一，然礼共一百卷：自四十一卷起至一百五卷止，既已历叙吉、嘉、宾、军、凶五礼矣；而于一百六卷以下至一百四十卷，共三十五卷，俱撮《大唐开元礼》之文，钞誊入之，仍以吉、嘉、宾、军、凶为次，何其繁复乎！

既以刘秩书为蓝本，乃自序中只字不及；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

以佑之事力，撰集非难，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则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

[16]

王鸣盛说《通典·礼典》过于繁复，这话是对的。

但这也还要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方面来说明，王鸣盛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至于他说《通典》以刘秩《政典》为“蓝本”

，故“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

云云，显然与事实不符。

首先，史学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发展。

由于刘秩和杜佑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政典》和《通典》在撰述思想上亦必然存在着差别。

现在，对《政典》的撰述思想虽难以详述，但对《通典》的撰述思想则是不难认识的，这就是它的作者是针对着唐代中叶以来一系列社会变动而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将施有政”

。

这样的思想和旨趣，当然是《政典》的作者不可能具有的。

其次，作为“分门书”

来说，《政典》和《通典》确有相似之处，前者“取《周礼》六官所职”

进行撰述，后者也是“撰述取法乎官礼”

。

但若细察起来，它们在编次上有很大的歧异。

所谓《周礼》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此即隋唐以后所谓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所职。

《政典》一书是依此进行编次的。

《通典》则不然，它按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个门类进行编次。

《政典》以职官为中心，《通典》以制度为中心。

这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顺序安排上，二者迥然不同。

最后，《通典》和《政典》在部帙上相差极为悬殊：《政典》35篇（卷），《通典》是200卷，杜佑扩大了五六倍，实际上是另行撰述[17]。

总之，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王鸣盛所讲的《通典》以《政典》“为蓝本”

等说法，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郑鹤声先生早年所撰《杜佑年谱》，在这个问题上似沿用王说，认为《通典》与《政典》“大体当无甚出入”

，杜佑不过“因人成事”

而已，等等[18]，窃亦以为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