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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6页）

李翰说：

在李翰看来，杜佑撰《通典》，绝非为了追求广见博闻，高谈阔论，为史学而研究史学；反之，他是为了“经邦”

“致用”

而撰述《通典》的。

“度其古”

是为了“行于今”

，“问而辨之，端如贯珠”

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举而行之，审如中鹄”

上。

因此，《通典》跟一般的“文章之事，记问之学”

迥然不同。

此即李翰所窥见的《通典》一书的旨趣所在。

这同上文所引另一个杜佑的同时代人权德舆所说的《通典》“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考察一部史书的旨趣，更重要的还要看作者撰述的目的。

杜佑撰述《通典》的目的，在《通典》自序、《上〈通典〉表》以及他后来撰写的《理道要诀》自序、《上〈理道要诀〉表》中，都有明确的说明。

在《通典》自序里，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这几句话，集中地反映了《通典》一书的旨趣所在。

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撰述旨趣，着重指出两点：（1）《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多属空泛言论，“罕存法制”

，使人不得要领。

（2）历代前贤论著，大多是指陈“紊失之弊”

，往往缺少“匡拯之方”

。

因此，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

，必须“探讨礼法刑政”

[19]，仅仅停留在对最高统治者的“规谏”

上是远远不够的，要研究“政理”

的具体措施[20]。

杜佑的这些看法，贯串着一个主旨，就是“理道”

。

他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辑录《通典》要点，另成《理道要诀》33篇（一说32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

[21]。

《理道要诀》可以认为是《通典》的“简本”

或缩写本，杜佑用“理道要诀”

名之，可见他撰述《通典》的主旨本在于此。

说“《通典》的精华是‘理道’的‘要诀’”

[22]，可谓切中肯綮。

杜佑说的“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