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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5页）

总之，不论是从宏观方面还是从微观方面来考察，可以说《通典》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

这个逻辑体系，是作者观察和分析历史、特别是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所取得的成果。

对于这个成果，当时人的评价是：“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

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

其道甚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烦。

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

非聪明独见之士，孰能修之。”

[13]“（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立言之旨备焉。”

[14]这些评论，虽有过誉之处，但这里说的“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

，“诞章闳议，错综古今”

，却都不失为中肯的评价。

当然，我们的认识还有超出前人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是把《通典》一书及其逻辑体系放在客观历史和作者主观认识之相互关系的位置上来考察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是否可以认为，杜佑研究历史，并不是按照某种传统的思想模式（特别是儒家的思想模式）来铸造历史；恰恰相反，他大致上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撰写历史。

虽然他也照例要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但跟他的那些杰出的前辈或同辈比起来，他毕竟又朝着历史的真实向前跨越了一步。

因此，是否可以进而认为，杜佑《通典》所反映的逻辑体系，是那个时代历史家对客观历史之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杜佑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就，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的。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经过将近千年的发展，至唐代中叶已臻于完备，这就为历史家进行系统的总结提供了可能。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

[15]对这样的文物制度做出总结，并考镜源流，厘清脉络，阐明得失成败，本是历史提出的课题。

第二，杜佑的历史见识，是他能够完成这个课题的主观条件。

李翰说杜佑“雅有远度，志于邦典，笃学好古”

，是“聪明独见之士”

[16]，这当然不是凭空吹捧的谀辞。

《旧唐书·杜佑传》谓：杜佑“敦厚强力，尤精吏职”

；“性嗜学，该涉占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

。

要之，宦途的实践，渊博的学识，对史学的兴趣和时代的责任感，是造成杜佑这种历史见识的内在因素。

第三，前人的思想资料，特别是同时代的一些政治家、历史家、学者的思想的启迪，是杜佑获得如此成就的又一个原因。

第四，这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唐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动乱，尤其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日益窘迫的现实，把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家的杜佑，推到了他应当占据的位置之上。

关于这一点，本文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

二

杜佑的卓越史识，固然反映在《通典》写作方法的成就上，但这仅仅是从史学发展的一个方面即史学如何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这个方面来考察的。

如果从另一个方面即史学如何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这个方面来考察的话，那么，杜佑的卓识，还有其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历史撰述的旨趣上。

为《通典》作序的李翰[17]，因为“颇详旨趣，而为之序”

，可以说是深得《通典》要旨的第一人。

有的论者认为，杜佑在大历初年请李翰为《通典》作序，是想借助于李翰作为左补阙的官职及其名气，以扩大《通典》的影响。

这无疑是把李翰的《通典序》理解得过于狭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