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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通典史论1（第5页）

在很多方面是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或是对前人见解的批评。

《职官四》在讲到丞相、仆射的名实时，杜佑简略地考察了丞相、仆射职守的由来和演变，然后结合唐代开元以后，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及“参知机务”

等，即不具有丞相之实，于是指出这不合乎仆射之职的原义：“安有仆射因改丞相之名，都无丞相之实，而为百寮师长也？”

《礼八·沿革八·吉礼七》在讲到古代祭尸礼时，杜佑批评主张演习、恢复祭尸礼的人是“是古者”

，是“甚滞执者”

，是守旧的表现。

他指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

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

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

这段话表明：第一，中华与四夷的差别，是文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而在古代，这种差别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第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地理环境的影响；第三，历史是发展的、不断进步的，因此不应当再去恢复已被革除了的“鄙风”

陋俗。

从这里，可以看出杜佑的民族观、朴素历史进化观以及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之关系的认识。

《礼三十·沿革三十·嘉礼十五》在讲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宣政殿大臣读时令一事时，杜佑指出：“读时令，非古制也。

自东汉始焉，其后因而沿袭。”

他引用《周礼》中的《天官·太宰》《春官·太史》及《礼记·玉藻》以证己说，并证明前人关于“元日受朝读令”

的错误理解，等等。

杜佑的“议”

，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有突出的参考价值。

关于“评”

。

《通典》的评，大多是对于礼制中的某一制度而发，比之于“议”

，更加具体、细微。

但也有特例，即从宏观方面对历代制度进行评论。

在《选举六·杂议论下》卷末，杜佑总结了历代选拔人才制度上的得失，而特别指出了魏、晋、宋、齐、梁、隋等朝“风流弥扇，体非典雅，词尚绮丽，浇讹之弊”

的危害；唐开元、天宝之际，“一岁贡举，凡有数千”

，而“众名杂目，百户千途，人为仕者，又不可胜纪”

所造成的“重设吏职，多置等级”

的弊端；以及隋文帝时，选拔人才，尽归吏曹，“铨综失叙，受任多滥”

的局面。

杜佑最后指出：“凡为国之本，资乎人甿；人之利害，系乎官政。

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级；欲少等级，在精选择；欲精选择，在减名目。

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矣。

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其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

这篇评论，实在是一篇关于如何选拔、任用人才的大文章；而上引这段文字，尤其集中反映了杜佑在人才同国本与官政之关系上的认识，以及他关于改革吏治的逻辑思考和具体主张。

说、议、评还有交叉，有时说与议中也包含有评，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