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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与顺宗实录1（第3页）

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

诸如此类的役外之役、巧取豪夺，弄得人心动**，民不聊生。

《顺宗实录》的这些记载，准确而有力地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唐德宗的腐朽统治。

此外，韩愈对陆贽、阳城等人在唐德宗时遭受权臣裴延龄的谗毁、排斥，表示愤慨和不平。

他在《顺宗实录》中写道：“德宗自贞元十年已（以）后，不复有赦令，左降官虽有名德才望，以微过忤旨谴逐者，一去皆不复叙用”

；顺宗时重新起用一批左降官员，“至是人情大悦”

，“而陆贽、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于迁所，士君子惜之”

[12]。

他记述宗室、京兆尹李实专横跋扈，聚敛成性；顺宗时贬官通州长史，“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李）实由间道获免”

[13]，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李实这种官员的痛恨，他还突出地记载了“永贞革新”

的主要史实。

韩愈虽然对王伾、王叔文等人并不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杀造次，惟其所欲。

不拘程度”

[14]，失败是不可免的；但他对王叔文等革除德宗弊政以致“人情大悦”

，“百姓相聚，欢啦大喜”

[15]的反映，却都据实笔录，等等。

韩愈撰《顺宗实录》，能够秉笔直书，“著其系于政者”

，绝不是偶然的。

第一，这是他的政治主张所决定的。

例如，“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

（韩）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16]。

韩愈从监察御史的高位，贬为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但并未因此磨去锐气。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令中使“赴临皋驿迎佛骨”

，举国**，韩愈乃上书极谏，认为信奉佛事“伤风败俗，传笑四方”

，甚至说“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

[17]。

唐宪宗大怒，欲加极刑，后得裴度等人力救，乃贬官潮州，再一次由朝廷大员降为地方小官。

这是韩愈宦途上的最大的一次挫折。

然而他的信念丝毫未变，正如他的诗所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18]韩愈这种政治上的坚定精神，是他在史学上能够坚持直书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是韩愈坚持直书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他说：“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

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

[19]韩愈尊孔子，崇《春秋》，自不免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