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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与顺宗实录1（第4页）

但他说的“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

，确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优良传统。

韩愈撰《顺宗实录》，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

他尤其反对“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

的做法，认为“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

，主张对历史材料作慎重的选择，不能轻率地“纪而传之”

[20]。

这些，都说明了韩愈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韩愈的为人，《旧唐书》说是“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

，“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

[21]。

《新唐书》称赞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

，“性明锐，不诡随。

与人交，终始不少变”

[22]。

像这样一个耿直、正派的人，是不会玷污自己的史笔的。

当然，韩愈的思想里也存在不少消极的因素。

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曾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他甚至表示“行且谋引去”

，要辞掉史馆修撰的工作。

但是，这毕竟不是他思想中的主流。

与韩愈有密切交往的柳宗元指出：这“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23]，因为柳宗元“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

[24]。

他们是曾经立志要在史学上做一番大事业的，基于此，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正月二十一日致书韩愈，善意地批评了韩愈的某些消极观点，并热情地鼓励他：

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

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

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25]

“操行坚正”

的韩愈，为人坦率、诚恳，次年，他撰成《顺宗实录》，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望。

三

《顺宗实录》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唐代的官修史书的工作中，曾经掀起一阵轩然大波，“议者哄然不息”

[26]。

《旧唐书·韩愈传》说：

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

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