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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第2页）

殷周时期的“天命”

思想在历史上有长远的影响，尽管西周末年开始出现了人们对于“天命”

的怀疑，春秋时期有的政治家公开表示轻“天道”

而重“人道”

，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

的主张和“天人之分”

的理论[6]，但在汉初却出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论的思想体系，鼓吹“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7]，“灾”

与“异”

都是上天告警，等等。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论不仅给皇权编织了神秘的外衣，也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制造了新的理论。

接着便是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撰述思想，这是中国史学家第一次明确地把推究“天人之际”

的问题作为历史撰述上的重要内容提出来，因而在史学思想发展上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此后，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关于“天人之际”

的问题一直为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

它既是哲学问题，又是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

唐肃宗时人尚衡曾撰《文道元龟》，指出：“古人之贵有文者，将以饰行表德，见情著事，杼轴乎天人之际，道达乎性命之元，正复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奥。

[8]”

他讲的是“文道”

，其实同史学、思想、政治都有关系。

关于“天人之际”

的讨论，代有其人，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天人相合说，一是天人相分说。

这两种看法，是中国思想史上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之间斗争的重要内容。

这个斗争，从东汉至中唐以前，有几次大的较量，都跟史学有关。

如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及其所产生的官方典籍《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使董仲舒的“天人合一”

说法典化，史学家班固是这部“钦定的哲学、神学、经义的法典”

的撰稿人[9]。

与此同时，则有王充对天人感应说的大规模的批判。

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由皇帝下诏批驳范缜《神灭论》，大僧人法云作《与王公朝贵书》动员王公朝贵60余人“围剿”

《神灭论》，史学家沈约撰有《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等文[10]，反复申明他的“神本不灭，久所服膺”

的思想。

隋末唐初，佛教在南北朝大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武德七年（624年）科学家傅奕上疏，请求废除佛教，根据之一是：“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

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

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

此后“又上疏十一首，词甚切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