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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第14页）

是情势、趋势，接近于认为历史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的看法，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之萌芽的一种见解。

《封建论》作于《贞符》之后，于此可以看到柳宗元历史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末了，我还要指出一点：柳宗元提出的“势”

这一范畴，是对前人如司马迁所讲的“形势”

的继承和发展，又为后人如王夫之讲“势”

与“理”

的统一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在有关“势”

与“理”

的理论发展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四、《非国语》：史学批判的理论价值

柳宗元关于“天人之际”

的看法，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都带有鲜明的批判性。

批判“天人感应”

论，批判“圣人之意”

说，等等。

这些批判，如上面所举诸文，都是从历史事实出发所做的理论批判，且具有宏观的性质和普遍的意义。

在柳宗元的著作中，还有一种批判是从具体的史学著作入手的。

这种批判，从史学来说则具有直接的意义；但因其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所以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和理论的价值。

这两种批判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思想上、理论上则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

《非国语》就是这后一种批判的代表著作。

《非国语》67篇[33]，一般被看作是柳宗元的哲学著作，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依我的浅见，它更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评史事，评人物，评史家，评史书编撰，而于其中见作者的思想和旨趣。

《国语》这部书，是战国早期的私人撰述之一，也是记述春秋时期史事的重要著作之一。

《国语》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但不可信[34]。

可是在历史上这种说法有长时期的影响，认为左丘明同时撰有《左传》和《国语》，《左传》为“内传”

，《国语》为“外传”

[35]。

柳宗元似亦执此说。

他为什么把史学批判的锋芒首先对着《国语》，这并不是偶然的。

柳宗元撰《非国语》，既有理论上的原因，又有社会实践方面的考虑。

他在《非国语·序》中写道：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不概于圣。

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本诸理”

，这就是从理论上的考虑。

他在《非国语》书末跋文中又写道：

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

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则知文者可不慎耶？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