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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第7页）

《天对》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样贯串在作者对于历史的看法上。

《天问》所提出的历史问题，自远古迄于当代，涉及许多事件和人物。

这些问题，有些在当时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有些显然是屈原本人在探索中提出来的。

例如，屈原问道：“授殷天下，其德安施？乃成乃亡，其罪伊何？”

上天把天下授予殷，是因为殷施行了什么德政吗？殷朝兴了又亡了，它的罪过是什么呢？这里问的是关于殷朝兴亡的大问题。

柳宗元不认为“天”

与殷有什么授受关系，认为它的兴与亡都跟人事有关：“位庸庇民，仁克莅之。

纣**以害，师殛圮之”

。

王位是用来保护民众的，有仁德的人才能居于此位。

纣王荒**无道而害民，所以众人把他推翻了。

在直接回答有关“天命”

的问题时，柳宗元同样坚持他的“天人相分”

的思想。

如屈原问齐桓公的成败与“天命”

究竟是什么关系：“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合，卒然身杀？”

天命反复无常，根据什么进行惩罚和施加保佑？齐桓公九合诸侯，为什么最后还是被杀死？“天命靡常”

，这是西周末年以来产生的对“天”

表示怀疑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屈原以齐桓公的霸业和杀身为例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柳宗元回答说：“天邈以蒙，人么（yāo妖）以离。

胡克合厥道，而诘彼尤违？桓号其大，任属以傲。

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坏。”

天高高在上而又昏昧无知，人渺小而与天无关，怎么能够把人事同天道相附会，去责问上天赏罚不当呢？齐桓公自恃强大，就傲慢地对待臣属。

幸而得到良臣，才能九合诸侯；后来遭逢奸臣，事业就败坏了。

在柳宗元看来，不论是殷朝的兴亡，还是齐桓公的成败，都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跟昏昧无知的“天”

毫无关系。

像这样对于历史变化所做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在《天对》里还可以举出不少。

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

[20]柳宗元的认识当然还不能达到这样明确、这样科学的高度。

但是，当我们以这样的认识去看待柳宗元的上述思想和论点时，就会惊异地发现：《天对》中这些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所阐述的对于历史的种种看法，都是力图在否定传统观念中所宣扬的“天命”

的启示，而努力揭示“人事”

的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看，柳宗元的《天说》《天对》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无疑应占有崇高的地位。

而《天对》对后世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从南宋杨万里作《天问天对解》、明代王廷相作《答天问》和明清之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对《天问》的注释撰述中，足可窥其渊源。

还应当说明的是，柳宗元关于“天人相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