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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11页）

！

柳宗元所热烈希望的，是人人“孜孜不敢怠”

地勤奋工作，则唐代历史“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

。

而对于每一个史家来说，“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柳宗元讲史家职责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把史家不仅看作是单个的人，而且看作是一个群体，一个前后相承的崇高事业之承担者的群体。

从史学家的自我意识来看，这包含着认识上的新的迈进。

《与韩愈论史官书》，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他被贬官将近十年的情况下写的。

岁月流逝，人事沧桑，但他对于友人的情谊却没有改变，甚至理论的分歧也没有影响热烈的期望。

他赞叹韩愈的“史才”

，希望他“更思”

，鼓励他“可为速为”

，不要贻误时光。

柳宗元的这种积极的情绪和真诚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即使今天来读他的这封信，恐怕也会为之动容、为之感奋的。

继《与韩愈论史官书》之后，同年，柳宗元又写了《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59]，对韩愈的热忱期待之心溢于言表，书中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

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尽其业！”

这段话，还非常真切地透露出韩、柳早年共事时“期为史志甚壮”

。

联想到他们对于史学事业曾经有过豪迈的抱负，我们对柳宗元在史学上的修养和在历史理论上的造诣的认识，或许会更加深刻些；我们对韩愈能够写出使宦官集团为之战栗的《顺宗实录》，或许也会认识得更全面些。

《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还反映出柳宗元在历史撰述上的认真的实践精神，说明他在史学上并不是只擅长于理论思维的人。

他向韩愈推荐的《段太尉逸事状》[60]，是他亲身调查所得，并多方核实无误。

所以他在此书中写道：“太史迁言荆轲，征夏无且；言大将军，征苏建；言留侯，征画容貌。

今孤囚贱辱，虽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

《春秋·传》所谓传言传著，虽孔子亦犹是也，窃自以为信且著。”

他在这里充分肯定了司马迁为撰写历史而进行社会调查的求实精神，同时也坦率地估量自己的作品“信且著”

。

《段太尉逸事状》在柳宗元的丰富的史学撰述中虽非重要作品，但它却给他的历史理论作了一个极好的注脚。

大约250年后，《段太尉逸事状》为《新唐书》作者之一宋祁所采用，写入《段秀实传》。

宋祁在传后赞语中写道：

唐人柳宗元称：“世言段太尉，大抵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非也。

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

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

宗元不妄许人，谅其然邪，非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乎？[61]

这可以看作是宋人对柳宗元治史作风的评价。

六、简短的结语：高峰和局限

唐代的史论，盛唐以虞世南、魏徵、朱敬则、刘知幾等最为知名，中唐则以杜佑、柳宗元为杰出代表。

刘知幾的成就，主要在史学理论方面。

他的《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在中国史学之自身反省的历史上，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