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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12页）

刘知幾与柳宗元在史学上的贡献的不同，已如上文所述。

虞世南、魏徵、朱敬则等，都不愧为史论名家。

在他们的著作中，如《帝王略论》，《隋书》史论及梁、陈、齐等书的总论，《十代兴亡论》等，不乏真知灼见，奇语宏论，往往使人惊叹不已。

但他们的史论，大多针对具体的史事和人物而发，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而杜佑和柳宗元的史论，则是在通观历史的全部行程的基础上展开的，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对历史进程的规律性的探讨。

我认为，唐代的史论，至杜佑和柳宗元而达到发展中的高峰。

而杜、柳史论又各具特色：杜佑的史论，是从丰富而连贯的历史发展上来阐述自己的见解的，因而较多地带着历史的形式；柳宗元的史论，是从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和宏观把握上来阐述自己的见解的，因而鲜明地带着哲学的形式。

他们的史论形成了唐代史论的高峰，且又各呈异彩，这不独是唐代史学的奇观，也是整个古代史学发展中的光华灿烂的一幕。

现在，我们可以对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作如下概括：第一，柳宗元的史论，坚持和发展了“天人相分”

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传统，进一步廓清了笼罩在世俗历史上的种种神秘主义的光环。

他对于“天”

的唯物的解释和对于历史进程的唯物的说明，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光辉成果。

这一成果表明，早在9世纪初，中国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按照历史发展本来面貌说明历史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

第二，柳宗元的史论，表现在对自然、对历史、对史学等各方面的认识上，都具有其一贯性和整体性，从而构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历史理论发展史上，这个理论体系是对司马迁以下、汉唐间历史理论成果的新概括，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柳宗元的史论，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对现实的启迪。

关于“天人之际”

的争论，关于历史发展趋势的争论，他的总结性的阐述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而这些阐述又是同中唐的社会实际和他的“大中之道”

的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

柳宗元的一生，通晓历史而面对现实，所以他的史论具有鲜明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统一的特色。

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杜佑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中唐史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对后来的经世致用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柳宗元的史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这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如柳宗元提出“生人之意”

的命题，用以和“君权神授”

的神学历史观相对立；他又提出“势”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用以和“圣人之意”

决定社会历史面貌的唯心史观相对立。

这无疑是进步的。

但“生人之意”

跟“势”

究竟是什么关系，柳宗元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样，他就没有把他的朴素唯物史观继续推向前进，而“生人之意”

这个命题也就不能不拖着一条唯心史观的尾巴。

柳宗元史论的最重要的局限或缺陷，是由于他笃信佛教而造成其思想体系上的矛盾，以至于不可能把他的朴素唯物史观贯彻到对宗教的认识领域中去。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端甚早，至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后则有了更大的发展；同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相信佛教，至中年时期则通晓佛教经典。

但是，柳宗元却从来没有把“天”

“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