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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4页）

；“兴亡理乱，在德非运，罪之违天，不可以训”

[41]。

柳宗元在《城成周》篇中肯定了吕温的这些看法，也肯定了牛僧孺在《颂忠》一文中对苌弘忠诚于周王室的赞扬；同时认为，所谓苌弘、魏献子、刘文公的子孙都会遭到灾祸的说法，不过是“巫之无恒者之言也，追为之耳”

，是不怀好心的巫者之说，并在事后追合附会的罢了，跟他们城成周之举并无直接联系。

《城成周》和《谷洛斗》都是说明周王室的衰微的原因应从政治方面去考察，以毫不相干的史事进行附会并同“天命”

联系起来，那就都成了无稽之谈。

这两条都跟宣扬“天命”

论有关；《国语》中也有这种记载，即撇开了“天命”

而讲事情的因果关系。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也有讲得不尽恰当的。

其记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诸侯会于柯陵。

单襄公因见晋厉公“视远步高”

、郤锜“其语犯”

、郤犨“其语迂”

、郤至“其语伐”

、齐国佐“其语尽”

，即断言：“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郤其当之乎！”

“虽齐国子亦将与焉。”

果然，第二年“晋杀三邰”

，第三年晋厉公被弑、“齐人杀国武子”

。

在单襄公同鲁成公谈论此事时，鲁成公问单襄公是根据“天道”

还是根据“人故”

来判断的，单襄公自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42]这说明他是根据人事来做这些判断的，即根据人们的仪态、举止、言论来判断的。

柳宗元认为这种判断是极不近情理的，他在《柯陵之会》篇中写道：

是五子者，虽皆见杀，非单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诸侯，人之大事，于是乎观存亡”

，若是，则单子果巫史矣。

“视远步高”

、“犯”

、“迂”

、“伐”

、“尽”

者皆必乎死也，则宜死者众矣！

夫以语之迂而曰宜死，则单子之语，迂之大者，独无谪邪？

在柳宗元看来，虽然单襄公不承认自己是瞽、史，但他的言论证明他是在起着巫史的作用。

柳宗元尖锐地反问道：如果一个人因为说话“迂”

就一定有杀身之祸的话，那么单襄公说的话是最“迂”

不过的了，为什么偏偏他不受到惩罚呢？在这里，柳宗元的辛辣的幽默感又一次表现出来。